70年前，一展红旗从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毛主席用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此时，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上海，一名年轻有为的外科总住院医师正在耕耘于外科手术与学术交流中。时光荏苒，当年的共和国已成为世界东方不容忽视的大国，而这位外科总住院医师已成为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他就是华山医院的神外大家——史玉泉。

天生我材

史玉泉教授生于1919年，1938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彼时校舍被日军占领，教学活动安排在华山医院内进行。随着炮火的临近，史玉泉教授随校一起内迁重庆，路途遥遥。在这艰辛的岁月中，史教授有幸遇到了最具人格魅力的两位恩师：沈克非教授和黄家驷教授。黄家驷教授作为史医生的导师，循循善诱。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黄教授一直提携史医生，把他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重庆的生活虽然不富足，但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史玉泉教授正在此时，萌发了深耕神经外科的想法。那是在一堂神经病学的课上，随协和医院内迁至四川成都就职于华西医院的程玉麐教授向年轻的史玉泉医生打开了神经病学的大门。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北京协和医院曾开展过神经外科的工作，并在“七七事变”前积累了病例数十例并发表论文，但是在日军侵略者的铁骑下，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在襁褓中夭折了。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决心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毅力，史玉泉教授暗下决心，深耕神经外科。

挥斥方遒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五年计划。此时我国的神经外科学建设亦如襁褓的婴孩一般，迫切的渴求着养分。史玉泉教授此时摩拳擦掌，扛起了神经外科建设的大旗。1953年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正式创建，医生只有两位，床位只有八张，相关设备及器械也完全缺乏。史玉泉教授不仅仅能在无影灯、柳叶刀间将巧手运用自如，在画笔、图纸间亦是挥斥方遒、大展身手。

神经外科手术的止血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而彼时我国常用的淀粉海绵止血效果并不理想，严重影响高难度手术的开展。在此情况下，史医生决定试制明胶海绵，经历了数次失败，终于制作成功。这也为我国神经外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可谓是史玉泉教授一生中最满意的杰作了。

朝鲜战争期间，史玉泉教授于1952年首次参加抗美援朝部队，1953年再次支援东北第18陆军医院二分院和第35陆军医院。其中第35陆军医院设立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山中，条件极为艰苦，室外气温达零下30度。但史玉泉教授不顾条件的艰苦，一心扑在工作上。抗美援朝任务结束后，史玉泉教授经天津转道上海，在天津观摩了李宝光、赵以成两位海归专家的神经外科手术。尽管当时的条件、设备、人员及经费均不占优势，史玉泉教授仍满怀信心，决心继续努力，将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做大做强。

傲霜斗雪

1956年，史教授晋升为副教授，他把本职工作与党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忠于党，积极进取，于同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思想觉悟向更高境界迈进，更加忘我投入到工作。“文革”十年，史教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许多不公平待遇，但他依旧坚持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时刻关注国外的新进展。1970年，一位在日本庆应大学神经外科工作多年的学者回国，带来了整套显微神经外科设备。史教授征求同意后，请工厂成功仿制了这套设备，也是我国第一套专用于神经外科的手术器械。但关键的显微镜却无人能造。偶然的一次，史教授在别人准备丢弃的资料中得到了显微镜的图片，如获至宝，立即请光学仪器厂的同志一起研制，终于研制成功。这些设备，为华山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革”结束后，国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方便国内外学术交流，史教授在外科学会的基础上国内率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并当选首届主任委员。

桃李满园

自1957年起史玉泉教授即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文革浩劫过后，中断许久的研究生招生重新开始。1978年史玉泉教授被评为正教授，随后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为新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神经外科博士。与此同时，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班与学习班也轰轰烈烈的展开，许多当时的学员现已成为当地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

回首过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从一个只有8张病床的科室，到如今拥有140名医生、800张病床，配备现代化专业手术室40间，年手术量达17000台，全国第一。这一切成就离不开史玉泉教授为首的华山神经外科人的努力，这正是史老一生奉行的“创新、敬业、刻苦、勤奋”最好的体现。

史玉泉教授是我国神经外科奠基人之一，同时也为神经外科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作为当时的受教者，周良辅院士回忆说：史教授对于学术一丝不苟，仔细严谨，以身作则，对待青年医生既严格要求又诚恳教导，对年轻医生十分照顾，主动给他们上手的机会。史教授是真正的学者。

史教授一直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上，能始终不忘初心，报效祖国，服务大众，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坚信，这一理想的火种将在一代又一代的上医人手中传递，在神州大地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