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可面对国外技术壁垒的封锁，面向未来“中国智造”的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依旧基础薄弱，国家半导体核心技术发展迫在眉睫。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邵丙铣教授在学生阶段便开始学习研究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自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半导体器件结构研究和集成电路研制、分析和设计工作，著有《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原理与应用》,《MOS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等书籍，发表论文80余篇。本次采访中，邵丙铣教授向我们讲述了复旦半导体的奋斗历程与他眼中半导体行业的现状与未来。

梦始复旦满腔热血 筚路蓝缕创业艰辛

“当时报纸上报道复旦发明了一个晶体管的计算机，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很振奋，于是就报考了复旦大学。”追忆往昔，邵丙铣教授娓娓道出了自己走上半导体求学之路的契机。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大批人才得以进入高等学校。邵教授受国家政策鼓舞进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开始了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学习。

邵教授进入大学的那年，发明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等人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晶体管从相关基础理论开始，经过二十多年研究已经开始应用，而我国还处于真空管的时代。为冲破国外技术封锁，国家组织五所高校联合创办半导体专业。八月的午后，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与当时未满周岁的儿子深情告别后远赴北京，和北大的黄昆教授一同主持工作，开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之路。

1958年，大二的邵教授满怀热血地投身实验室，他们用谢希德教授从美国带回的锗材料尝试制作二极管，最终取得成功。“上海市第一个二极管”的诞生引起了很大轰动，当年的校报采访了邵教授并刊登了他的照片。

1961年，邵教授在本科毕业后留在复旦攻读研究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的他被分配到物理系继续半导体研究。即便在文革时期，他也一心搞科研，参与建立了集成电路的生产线，包括掩膜，扩散，氧化等工序。在日常研究之余，邵教授还到电子器件工厂里为工人们培训，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

得益于国家对集成电路的重视支持与科研人员昼夜不停的刻苦钻研，我国的集成电路研究在七十年代开始蓬勃发展。

发挥优势开拓研究 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进入80年代，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更取得了迅速进步。复旦大学为了充分发挥学校多学科和综合性的优势，成立材料科学研究所（材料科学系前身）。以宗祥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固体物理研究者，在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建成国家微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微分析中心，以满足国内芯片设计研制的迫切需要。

作为微分析中心创建的亲历者之一，邵教授回忆道，材料系科研人员的半导体研究之路是曲折坎坷的。一是当时很多精力花在为企业和研究单位服务上，研究内容不能自主发表；另外，设备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零部件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核心技术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科研人员们并没有因为这些困难放弃，而是充分运用自身硬件设施和人才优势，出色完成了大量科研项目，并和产业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心先后获批立项经费七千多万，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50万美元和国家八五、九五期间大量资助，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材料与器件微分析机构，为半导体的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谈起微分析中心的成就，邵教授脸上洋溢着自豪：“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刚建立的时候，只有本科，后来逐渐才有了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这一切都离不开微分析中心的支持。”有别于金属、硅酸盐等传统材料研究，复旦大学材料系根据国家需要与产业发展形势，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微电子材料与元器件测试及微分析技术。

立足现状展望未来 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正因高端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以华为和中芯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半导体和芯片企业才会受到欧美国家的打压和制裁。邵教授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相关报道，对半导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颇有自己的看法。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没有一个产业可以独善其身。邵教授建议国家需要大力投入资金，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势，使行业在良性竞争中进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产学结合。“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邵教授说道。

访谈的最后，邵教授提出了他对青年一代殷切期许：当今互联网时代任何新发展都离不开半导体，要从思想上重视半导体芯片产业，并积极投身于其中。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集成电路行业，上海把集成电路作为三大战略产业之一。复旦大学传承了在集成电路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在国家支持下建立了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材料科学系的一批教授也在微电子封装与集成技术等方向上持续深入研究，相信青年一代好好努力，一定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水平。“希望可都寄托在你们这一代了。”邵教授笑着说。

邵丙铣教授从零开始参与国家半导体产业建设的故事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半导体行业的了解，更深深激励着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应该踌躇满志，积极投身半导体产业建设，让国家的技术发展不再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