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春，我出生在江苏省革命老区黄桥东北的一个名叫“刁家控”的小村庄，我是一个标准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40后”。在人生步入耄耋之年时，迎来祖国成立70周年大庆，脑海里不时冒出人生中的几个阶段，她反映了我与祖国共成长的艰辛和幸福的历程。

依稀童年事

在我5岁时，爸爸就瞒着家人参加革命，这一走就是5年没有音信，我的童年是跟随着妈妈和爷爷、奶奶在农村度过、在抗日的烽火中度过。记得那时经常有日本飞机从天空飞过，还有国民党反动派下乡扫荡，因为爸爸参加革命，我和弟弟被国民党下乡扫荡的兵称为是“土匪的孩子”，因此一旦有日本鬼子和反动派来，妈妈就会带着我和弟弟“逃兵”。寒冷的冬天，天寒地冻，太阳出来后结了冰的地面化冻了，很难走，我们走到一个小村庄，妈妈会带我们到农民家里休息一下，那时的农村很穷苦，我们往往吃点随身带的粗粮饼，喝点白开水，一天就过去了，晚上再逃回家。即使不外出逃兵，在家里只要听到飞机的声音，我和弟弟都会躲到门后或桌子下。记得有一次，妈妈在地里干活，突然飞机从天空飞过，她赶快往家里飞奔，推开家门，见我和弟弟已躲在桌子下，她告诉我们她在往家里奔的路上，一颗子弹从耳边飞过。我瞪大眼睛问妈妈：“子弹打中你，你会死吗？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妈妈说：“傻孩子，妈妈是好人，子弹不会打中我的。”这种胆战心惊的童年生活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家乡解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可恨的日本鬼子的深刻印象，是他们给我们带来苦难的童年。从妈妈给我们讲的道理，也似乎有点懂得，日本敢欺负我们，是我们国家太穷了，那时我就期盼着早日解放，期盼着祖国的强大。

我盼望上学，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1949年祖国解放了，家乡很多像我这样的孩子陆续上学，但学校离我家较远，因为爸爸多年无消息，家里人视我和弟弟如宝贝，怕在上学的路上会遇到什么意外，没有送我上学。我常抱着妈妈的双腿，吵着说：“妈妈，我要上学！“妈妈总是说：”等爸爸回来就送你上学！你先在家里跟着爷爷学习识字。“

1951年春，爸爸终于回来了！这时我已10岁，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长这么高了，得赶快送你上学。“这年秋天我背着书包上学了，并插班读小学二年级，心里无比高兴！是祖国的解放给我带来了上学的机会，从此我在祖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

春去夏来，一年年过去了，我读完小学升初中，读完初中推荐免试直升高中，一路顺利。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唱着东方红长大，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党的教育下争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63年我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在这所国内外有名的医学院校里，我受到优良教风学风的熏陶，接受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在社会主义大学里学专业，学技术，练本领；学政治，明方向，懂事理。读书改变了我人生命运，进入上医学习，这也就意味着我将一生献给为人民服务的医学事业中。

一切听从党安排

大学二年级（196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告诉我，入党后，你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切都将交给党安排。

大学毕业，服从分配到自己很不喜欢的医院工作，培养对专业、对医院的爱；因为农村医疗队工作的需要，我舍小家为大家，在医疗队工作了两年；当我在实践中爱上了新生儿专业和妇产科医院时，1978年3月因为学校恢复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调回学校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这一转岗，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壮年时期奉献给了学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事业，为学校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了微博之力，成为他们成长成才的铺路石子，我无怨无悔。2000年，上医与复旦合并时，我虽未到退休年龄，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干部政策，我处于待退休状态，我利用这段时间，在各方的支持下，主编和编写了两本书：《医学研究生教育实践论》、《研究生德育论》，为学校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自己20多年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画上了句号。

2000年一月我退休了，退休后，我仍旧服从党的安排，返聘了8年在研究生院，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和《上海研究生教育》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我没有脱离老本行。后来又先后接受学校的任务，主编和执行主编了《上医情怀》、《上海医科大学志》和《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我曾多次想打退堂鼓，但最后都是在“我是党员，一切都得听从党安排”的理念下，去接受挑战和完成任务。

50多年，我面对的环境发生很多、很大的变化，但不变的是我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党长期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夕阳无限好

2001年1月，我60周岁，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回忆起来，退休后我退而未休，老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充实而有意义。

一、 继续为研究生教育添砖加瓦。

我一退休，即返聘我在《上海研究生教育》编辑部工作，负责该杂志的组稿、审稿、定稿、出版、发行等工作。这一角色的转变，使我延续了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时限。

20 01年 11月16日“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成立了上海研究基地，基地设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我担任基地副主任。

在这段时间里，为纪念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30年，我参与了全国和上海市的有关总结、纪念和各种活动。受邀去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全国近20所高校及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为导师和研究生管理干部培训讲课，继续活跃于我国研究生教育战线。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是我永远的爱！

二、在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中尽心尽力。

作为主编和执行主编，我编写了《上海医科大学志》（170多万字）、《上医情怀》（60多万字）、《复旦名师剪影》（60多万字）。

“三书出版尽开颜”，我为步入老年后还能为学校的文化传承做点事，为上医的历史留下宝贵的财富而感到欣慰，这对我的毅力和意志也是很大的考验。

三、在老教协、退教协中体察为老服务的人生价值

2009年4月至2018年5月，我有幸参加了复旦大学老教协、退教协的工作。

近10年的为老服务中，我与老年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活动，让我体会到老年人生和为老服务的乐趣。

四、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焕发青春。

2006年4月，我参加了学校关工委的有关工作，10多年来，在关工委的领导下，我为在校医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了10多次党课；多次接受学生采访、多次为青年教师、医生、学生讲上医校史、上医文化；辅导学生学习《颜福庆传》；作为党建组织员与近百名入党积极分子谈话，协助基础医学院党委做好党建工作；参加关工委的课题研究、理论学习等。关工委的工作让我找回了青春，我非常珍惜。

五、不忘自己是上医人，为上医校友会尽微薄之力

从1963年进上医读书，我在上医学习、工作了50多个年头，上医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成了心中的永远牵挂，而她与复旦合并后，我更多的是将这种情感寄托于上医校友会。退休10多年，承蒙校友会的厚爱，我一直是校友会的理事，凡是校友会要我做的事尽力而为。

六、老有所学，努力跟上时代步伐。

时代的发展，使我感到不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而我们老年人精力有限，不能什么都学，在上海市老年大学我选择了学点电脑的基本知识，以便在学习和工作中使用；学习书法，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我现在基本可以上网查资料，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与别人交流，也可以在电脑上写文章。坚持在老年大学学书法，使自己的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有幸福的家，经常与老伴国内外旅游，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异国风光。

感谢学校给了我机会，让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充实快乐，健康而有意义。更感到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一大家庭里，我们老年人才会有这样幸福的晚年生活，步入老年的我仍旧与祖国共成长。

没有伟大的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