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不满17岁，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快到87周岁。70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庆祝新中国70 年华诞说些什么呢？思量再三，讲我最难忘的记忆；最难忘是因为它最重要最深刻。

习近平同志多次反复强调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确立自己的信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我跨出扣好第一粒扣子的第一步，启蒙的一步。

一、我经历的旧社会

我老家在无锡县乡村的一个小镇，当时叫杨墅园（现杨市），我父亲在镇上开一家小杂货铺营生，土改定的成分是小商。

我7岁上学，在私立匡村中学及其附小读小学至初二上学期。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日寇铁蹄恐惧之中度过的，尝过亡国奴的滋味。抗日战争时期，苏南是日伪敌占区，但也是新四军游击区，我的堂兄就是新四军锡西办事处副主任。日军驻扎在附近的洛社镇火车站，汪伪军在杨墅园有常驻的据点。日本鬼子经常开到杨墅园活动，和汪伪军一起搞“清乡”；鬼子多次从街上穿过，还停下来到店铺里张望，这是老百姓尤其是妇女最害怕的。我姐姐说，听到日本兵来了，鞋子来不及穿，光着脚就往乡下跑。我的小同学的亲人就有被鬼子强暴的。

1946年寒假后去无锡县立中学（解放后的无锡一中）读书，那是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在老百姓眼中是抗日英雄。然而，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快速增长。无锡是“四大米市”之一，运河边上米店聚集。国民党的法币迅速贬值，物价飞涨。穷人买不起米，多次发生哄抢米店事件。无锡县中不收钞票了，开学时我父亲送我上小船，给我带大半麻袋米，到学校过秤交学费、膳食费、宿费。

1948年暑假后到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中，那时我家已经衰败，交不起学费了，是我二哥供我继续读完高中，吃住在四川北路山阴路二哥家。1948年，国民党稿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试图控制物价。我这样的中学生不懂这场“币制改革”的究竟（实质是掠夺民间财富），结果是金圆券瞬间成了废纸，全市爆发抢购潮，四川北路商店里空空如也，糖果店玻璃瓶里一颗粽子糖都没有。

1949年5月，我在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二，除了读书、打球，对国共内战知道极少，也不知道班级同学里有地下共产党员。大约5月中旬隆隆炮声离上海越来越近了；复兴中学斜对面就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军进入复兴中学，在楼上楼下窗户堆起了沙包，筑起了步枪、机枪射击孔，学校被迫停课。不过短短几天后，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军夹着尾巴逃跑了。同学们回校只见学校到处都是垃圾，被糟蹋得成了个烂摊子，有的同学还捡到国民党败兵扔下的枪支，我捡了几颗步枪子弹。有几个同学在操场上玩耍，被一颗手榴弹爆炸炸伤。

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生活的旧社会，虽然还不懂事，但我对它的直觉是一个腐朽的、没落的社会。

二、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上海刚解放，有一天在横浜桥上海戏剧学校校园和一群人一起围着看李波唱“翻身道情”，对解放区有了最早的一点感受。还有在横浜桥永安电影院看了话剧“刘胡兰”，年青女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刚解放的上海，物价还在上涨，银元（“袁大头”、“孙小头”）成了硬通货。街头到处是银元贩子。四川北路底一些银元贩子手插在裤兜里，抖动银元哐哐作响，吸引买家。上海市军管会发动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很快物价稳定下来了。我对共产党生起敬仰之心。后来我懂事了，才知道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上海打了一场经济战的结果。

我们中学生对上海滩的流行歌曲本来就看不起，解放后风气变了，同学们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国际歌》，在毕业仪式上，我们上台合唱《保卫黄河》。

最难忘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游行。由于9月底台风在上海登陆，南京路全是积水，大游行是在10月8日举行的，大会场设在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同学们一早集合出发，一路高呼口号，从四川北路底步行到会场，聆听首长讲话，观看表演，那时设备很差，讲话是听不清的，观看表演只是远望而已。但大家非常兴奋，散会后回到家了已是半夜。

三、启蒙——初心

复兴中学教导主任陆善涛老师，讲政治课“社会发展史”，使我知道了阶级这个概念，知道了人是猴子变来的；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2000年上海市教卫党委叫我做“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巡视组长，去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走廊里一眼认出了他，我说“陆老师，你可能忘了，你是我在复兴中学的启蒙老师”，原来他离开复兴中学后最后是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所长职位退休的。

从我居住的山阴路四达里到复兴中学上课，经过坐落在山阴路上的一家书店，是知名的“内山书店”旧址。我在这家书店买了两本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最早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实当时我没有读懂，但觉得非常新鲜，知道了许多新的概念、词语，感到书中讲的是真理。

启蒙教育使我自然而然地有了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对当时上海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政治谣言反感，而且在班级小组学习会上讲出来。

1949年10月下旬，复兴中学领导告诉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张永亨（他的哥哥是地下党员），做我们高三乙班的建团筹备委员，负责介绍同学入团；我就这样没有经过申请和审批程序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学习了团章知道了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但我对团章的精神和规定不大理解。例如，“青年团是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学校”就理解不了。1950年8月毕业考取大连工学院，就要离沪去大连时还不知道要转团组织关系。是复兴中学团总支部书记林学蒂偶然在教学楼遇到我，问起“你有没有转团组织关系”，才去办了手续。

从上海解放到高中毕业，我受到革命启蒙教育，虽然还很幼稚，但扣好了第一粒扣子，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在1950年8月，大约是23日，一些同学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送我上火车时，谢锦昌同学让我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跟着毛泽东，建设新中国”，这应该是我的初心。回首70年，我没有违背这个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