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担任了中山医院的院长，任务重，压力大。以前当副院长做的是具体的工作，而正院长则主要的是把握全局性的、策略性的工作。我想国家的医院代表着党和国家对民众生活的关注，医院必须做好它的本职工作，通过提高服务的质和量，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我们中山医院始终坚持将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服务理念，努力拓展医疗服务，开创了许多新的医疗科室如神经科、脑外科、医学心理科、放射治疗科、介入治疗科、全科医学科，影像医学研究所、呼吸病研究所、血管外科研究所等等，补上了医疗服务的短板，大幅度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综合水平。中山医院成了上海第一家通过国家卫生部“三级甲等医院”的评审的医院，并连年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的荣誉。

我曾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优秀院长，但我很清楚：优秀的是中山医院，不是我个人。我个人只是这个医院领导班子的一个牵头人而已。而且，医院是国家的，也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党员，我唯有竭尽全力努力工作的义务，没有任何个人的权益。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许多年来，我处理医院事务有一条原则：如果此事对医院有利，对我也有利，则绝对不做。我觉得这个原则挺管用。

2003年我卸去了医院院长职务，转而参与了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工作，并担任了《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的总编，牵头制定了由国家科技部公布的《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名词汇编》，为推进全科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做了些基础性的工作。2008年退休后还与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同志们一起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的选修课，填补了医学教育中的一项空白。

退休以后，我主要做一些医学科学普及与健康教育的工作。在普及医学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创造了一种新的医学科普形式—医学科普小说。出版过一部名为《祺东的黄兴家医生》的长篇小说。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人是应该受教育的，不单是科学文化的教育，也应该接受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做人的必要条件。我理解高等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意义即在于此。我有幸参与了关工委的工作，还需继续向同志们学习，努力做好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使党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

感恩党的培养，在有生之年还愿为党的事业奉献微薄之力——因为我是共产党的一员。

（杨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