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学者刻石，永怀，不忘。”回首自己的学习教育经历，唐国兴老师如是告诫我们。青年一代是国家前进的重要力量，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应当像唐老师一样，珍惜光阴，不断学习，将所学知识和技能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一、艰难岁月，建设管院
唐老师生于1943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一些地区物质匮乏，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唐老师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购粮证和粮票，不仅粮食要凭票购买，生活用品、家具等也靠配给。
当时的中国，不仅生活质量不高，交通、工业等都很落后，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让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在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及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而当时的中国，相比于西方国家，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复旦管理科学系在郑绍濂院长的牵头下成立了。成立之初，人才紧缺，其时在计算机系执教信息处理的唐老师于1981年毅然来到了成立不久的管理科学系，投入到中国首批管理学科的建设中。复旦管理学院从“寄人篱下”、只在计算机系边上拥有两个房间，发展到如今盛况，离不开唐老师等一批支援管院的建设者。
二、求学海外，心系中华
1982年，唐老师前往日本访学。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观察、比较、发现中日两国的发展。他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速度快，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9.4%，约是美国的4倍；二是跨度长，整整40年，远超日本；三是全面，各个地区、产业几乎同步发展。与之相对照的是日本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衰落，首相频换，企业裁员，失业率高。唐老师在日本目睹许多流浪汉、担忧自己未来的年轻人，也在授课时发现从小接受“愉快教育”的日本大学生数理薄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引以为戒，如果年轻人不进取，国家的未来将会暗淡。我们年轻一代要传承改革开放的奋斗精神，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就像唐老师访学时，导师让他构建与日本经济结构及机制相似的美国经济模型，但唐老师觉得美国模型无法帮助中国发展，决定首开先河，研究中国经济模型。
三、克服困难，首创模型
那时，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一些基础概念都未引入，唐老师刚到日本时很多相关知识都不了解，建立中国经济模型何其困难！但他勤奋好学，广泛涉猎，自学了导师赠予的《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两书，又进行了大量研究，为建立模型打好了基础。
当时中国缺乏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做经济模型几乎无从下手，幸好国家计委副主任带领了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送给了担任翻译的唐老师一本英文版《中国统计年鉴1981》，唐老师再结合外国研究机构发表的数据，耗时六个月终于做出了中国第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该模型用76个方程式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84年第10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上，引起了国际计量经济学界的重视，被导师推荐于1984年10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国际LINK PROJECT的秋季大会上发表。
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系不曾被外国知晓，唐老师的中国经济模型首次向国外展现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使其被更多人了解、研究，他的模型引起了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的广泛关注。
四、学成归国，投身科教
唐老师在1984年学成回国以后，任复旦管理科学系系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在学院建立了数量经济硕士点。与此同时，他还一直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经委、中国人民银行等政府部门合作，研究了多个中国宏观经济课题。他参与完成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2000年的中国”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总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之后，当时负责国民经济短期调控的国家经委为了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决策，请唐老师建立一个中国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在克服了各种机制、数据、软件等方面的各种困难后，唐老师最终完成了中国首个季度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该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这些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唐老师被授予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唐老师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见证、参与者，其生活条件的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水平的变化；更是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将自己的知识、精力奉献给国家，与祖国共前行。
五、殷殷寄语，后辈铭记
虽然现在国际形势不乐观，唐老师仍鼓励我们多出去开阔眼界，将别人的思维方法化为己用。在唐老师出国访学时，中国的计量经济学一片空白，若一味留守国内，只会固步自封，只有出去开拓眼界，学习先进知识，才能成为助力国家发展的新生力量。出去留学也应时刻想着祖国，将自身发展与祖国发展紧密联系，就像唐教授选择做中国模型而不是美国模型一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年轻时候学的东西刻在石头上不会忘记，我们要把握这个黄金时段，多学习思考；努力乘着中国发展的东风，不断向上；做一个优秀、对社会有用的人，为国家建设付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