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指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要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今天，在高校年轻学子包括部分青年教师眼里，现代学术是平面性的。而在我们的前辈眼里，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充满了革新与守旧、中学和西学的思想博弈和理论斗争。拿我们语言学研究来说，我们眼里的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推行过新式标点，发明过作文法则，建立了修辞体系，倡导过文法更新。但这一切在后辈人看上去是一个“共时”的学术框架，其背后的中国现代语言研究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人们并不了解，因此对中国语言学如何发展也就缺乏主心骨和使命感。而陈望道之所以完成这一系列工作，是有坚实的思想求索过程和强烈的使命感的。
陈望道是五四运动中教育风潮的风云人物。鲁迅曾盛赞陈望道为反对封建礼教而兴起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一师风潮后，陈望道深感这个社会不改革是不行了，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五四初期一切思想认识都以新旧判别，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进来后，思想认识有了更高的判别标准。于是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在翻译中确立了自己的信仰——马克思主义。
陈望道译出《宣言》后，应陈独秀邀请主编《新青年》，该刊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望道在《新青年》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胡适的强烈不满。胡适称陈望道是“国内的‘新’分子”，批判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苏俄）的汉译本”，说陈望道“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威胁要停办《新青年》或另立山头。胡适要求陈望道“不谈政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陈望道针锋相对地表示：“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陈望道甚至怼胡适说：“南方的人们，问《新青年》的目录已不问起他了。这便因为他的态度使人怀疑。”
在胡适和陈望道的争论中，鲁迅、李大钊都站在陈望道一边。胡适最后提出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回北京，因为“（编辑部）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陈望道反击说：“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上一段时间的历史”，但决不能让《新青年》脱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自此，胡适每发表一篇文章，陈望道必撰文反击。我们从这场论辩可以看出，陈望道始终是一个充满热情、理想和信仰的人。他的人生实践，他的学术研究，都是火热的革命理想在燃烧。
就在陈望道译出《共产党宣言》后没几个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邵力子聘请他到复旦任教。陈望道抓住传统教育的痛点，在复旦中文系开讲“作文研究法”“文法”“修辞”等课程，大力提倡新语言（白话文）、新标点、新修辞，以此开启民智，解放思想。语言学成为陈望道学术专业最终的选择。
陈望道在社会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前提是使用新语言，他要“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的理想的文科的人生就是研究中国的语言。
当我们为单纯平面的现代学术打开一个历史视角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前辈的学术选择不是“透明”的，没有纯学术的动机，而是充满了使命感。在近代中西文化激宕的变革巨浪中，我国的学术前辈上下求索，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一切，今天的年轻学子，今天的青年教师，是否还了解？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高校的老教师、老党员有责任把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逻辑讲给下一代听，让陈望道这一代学者的学术使命感激励今天的“后浪”继往开来，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