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一直不能忘怀的，就是参加制定并修改复旦大学学术规范的经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研开始蓬勃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法规在逐渐出台，但是学术规范上的问题时有发生。许多高校都感到急需制定详细的学术规范，明确什么是国家法律要求的，什么是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什么是违规的，对违规的行为应当怎样惩治。
2002年，我在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期间，有心收集了一些重点高校教师手册中关于学术规范的内容，了解他们的思路和做法。回校后，我起草了一份针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条例初稿，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2003年我分管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和学科建设，把之前的初稿修改成针对全校师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条例，交给校长办公会议讨论。蔡达峰副校长认为，有些学术违规不一定与道德有关，应该把“学术道德规范”中的“道德”两字去掉。这对我很有启发。2004，复旦大学成立了首届学术规范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领导。王生洪校长给委员们颁发了聘书，正式公布学术规范和违规处理办法。制定学术规范，就是让师生员工明确自己在学术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是限制学校行政的权力。复旦的学术规范条例，除了正面表述学术规范之外，还包括违规处理的措施。在当时的高校学术规范中，很少详细列出违规处理办法。
从此，学术规范委员会在复旦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复旦大学对学术不端的问题不护短，能公正严肃处理，在高校中有目共睹，产生影响。这时国家特别重视学术规范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但在开展实行学术规范的过程中，感到规定还需细化。在第一届学术规范委员会任期结束前，王迅院士根据实践中的经验，提出修改学术规范和违规处理办法，还主张向全校师生广泛征集对学术规范和违规处理的办法。师生员工的回信，提出了极好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在修改学术规范中注意到许多重要理念。
注意学术规范委员会要“分权”，是我们在修改规范时特别注意的。这是为了减少对学术不端行为误判和误罚。社会学系的谢遐龄教授提醒我们，要谨防学术规范委员会成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这话起了警示的作用。一开始，学术规范委员会的权利较大。一个案子从受理、调查、定性、提出处理建议，到校长办公会上去陈述案情，全都由学术规范委员会的成员去做。这样做虽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最熟悉案件的就是调查人员。对人的处理必须慎重，每个案子最后的处理是艰难的。我们发现，过于集中较容易产生不适当的处理意见，分权有可能减少冤案错案。
我们改进了办法。一个案子受理之后，调查是一拨人，参加定性的是另一拨人，最终提出处理建议，是案件当事人所在的部门。也就是说，学术规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调查和提出定性建议的机构，校学术委员会才是校内学术违规定性的最高部门。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的案子中，涉及学位和导师资格等学术处理的，通过研究生院交给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与本科生、研究生和教职工行政处理有关的，分别交给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由他们提出行政处分意见，并必须通过校长办公会议来做出行政处分决定。
如此分权，发生错误的机会大大减少。但是，因为分权，也会出现案件处理中断的现象。比如有个案件，学术规范委员会经过认真、细致、艰苦的调查，认定该博士论文抄袭，属学术不端。该案件提交校内一行政部门转相应处理机构处理，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仍被搁置。
“法无禁止皆可为”，是学校法务室冯辛老师多次提醒我的。人事部规定，对认定为学术不端的行为人，必须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弄明白学术不端的严格定义很重要。人社部文件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是：“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篡改数据文献，或者捏造事实等”。这里的一个“等”字又是什么意思？冯辛老师说，这是“举例定义”，并不是说还有其他规定。
复旦强调惩治“主观故意”。比方“抄袭”，我们明确了“不注明出处，故意将已经发表或他人未发表的学术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我们强调“故意”二字。国家版权局指出，一个行为人的过错，既包括故意犯错，也包括过失犯错，“这一原则适合对于抄袭侵权的认定，而不论主观上是否有将他人之作当作自己之作的故意”。但是我们参照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规定，“不端研究行为，不包括学术意见相左，或无意之过”。我们赞同不是故意抄袭，而是无意中犯错，是不能认定为学术不端的。这个认识，经学术规范委员会讨论，和校学术委员会批准，已经列入学术规范的条文中。
是否故意，举证责任在谁？一般来说，是谁主张，谁举证。曾有人认为“学术惯例”是“不能证明自己不是故意，就是故意”。但我们参考了斯坦福大学教师手册（第4.3节）：“提起诉讼的是校方，校方负有认为被举报人有问题的举证责任；被举报人有认定自己没有问题的举证责任”。我们在处理中就按这个原则处理，如果学术规范委员会无法证明被举报人是“故意”抄袭，就无法认定抄袭。
区分学术不端和学术不当。对不符合学术不端定义的学术失范行为，我们在讨论中提出应当归类为学术不当。我们在讨论中，也定出学术不当的严格定义。这样既不必对所有学术失范行为都进行行政处罚，也能给犯有学术不当行为的个人适当处理，以引起他们的警觉。
参加听证会，对证据进行质证，是被举报人的重要权利。华东政法大学就出台关于组织听证会的详细规定。由于担心在听证会上争执不休，我们没有听证的强制规定，但是我们在《规范》中留了一个“口子”，规定时“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留待实践中改进。
以人工查实为准。计算机查证论文抄袭，方便又快捷，但是和人工检查比较，发现人工查实的往往比机器查出的少得多。为防止机器“冤枉人”，应该在机器查证基础上逐条手工核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实事求是。不是完全可靠的证据，绝不能写到调查报告中去。这是对学术负责，对当事人负责。
回顾近20年来，复旦大学在学术规范上走过的路，一路探索，一路艰辛，从无到有，成果显著。这并非仅仅是复旦的发展进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的建立，为学术探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复旦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健全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校外。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既是为了使人们不再犯错，更是为了保护科研人员的创造力。
习总书记提出努力建立“法治中国”。复旦大学积极实践，建立学术规范也是“法治中国”在教育领域是一项努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复旦大学一定会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