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院 金邦秋教授
《毛泽东选集》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文献。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活的灵魂，它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历史，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
1.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萌芽、形成到系统化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处于孕育、萌芽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具体表现是：（1）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2）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作了具体分析；（3）重视农民问题，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代表作。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总结了新鲜经验，作了艰苦的理论创造，才于1927年至1930年间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其具体表现是：（1）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分析了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2）正确地提出了建党建军原则，初步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就提出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3）揭露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初步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30年到193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逐步系统化的时期。其主要方面有：（1）分析了国内外新的矛盾和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军事路线上对“左”倾教条主义作了清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是一篇杰出的军事著作，又是一篇光辉的哲学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3）深刻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作了系统的发挥。毛泽东1937年7、8月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标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系统化的新高度。
2.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丰富和全面发展
1937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系统化到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得到了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全党公认，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展开的主要方面是：（1）建立了完整的军事辩证法理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军事哲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一系列党内指示和电报，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2）系统地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为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创造了新的形式，提供了新的经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以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3）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确立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之后，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政策》等著作中，依据阶级关系的变化，捕捉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地统一起来。这些渗透着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文献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完整地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学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5）全面地总结了人民革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1949年6月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完整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6）创立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献，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体化为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4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主要方面有：（1）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经过努力，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2）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都是针对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3）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回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强调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
4.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1957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一方面，毛泽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增添了新的内容：（1）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2）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3）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4）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思想，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的范例。
另一方面，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失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晚年在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正是由于他违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造成的。因此，必须把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的失误同科学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区分开来。
毛泽东哲学的高峰
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来看，有两个高峰期。
1.关于毛泽东哲学的第一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以1937年“两论”（《实践论》、《矛盾论》）为标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时期。时间界定是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包括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当然，不仅仅限于“两论”。
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便发愤读书，钻研哲学。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从毛泽东给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校讲哲学课的讲义《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选出来的。
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除了阅读马列的哲学原著外，还阅读、研究了苏联和中国的许多哲学教科书、专著、小册子，并写了大量的批注和读书笔记，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苏联30年代正是斯大林领导下清算德波林学派之后。为了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曾经翻译介绍了苏联哲学界的一些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此外，中国3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哲学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当时也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曾详细地阅读了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写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在1937年8月以前，还阅读和批注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不可否认，《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受30年代哲学教科书的影响的。但从总体来看，两论与30年代哲学专著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从体系结构上看，两论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结构十分严谨。从内容上看，两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两论还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优秀的哲学传统。《实践论》批判地吸收了我国历代思想家在知、行问题上的某些合理见解，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矛盾论》吸取和继承了老子《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也十分明显。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是照抄或基本照抄苏联和中国30年代的一些哲学专著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2.关于毛泽东哲学的第二个高峰
第二个高峰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志，时间跨度7、8年。这一高峰的内涵，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继续高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建国头8年，从根本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辩证法思想空前发展，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就概括了矛盾的普遍性概念。他运用这一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批评了苏联的“无矛盾论”。他说：我们不要迷信，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一种迷信。现在我们把未来都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第二个高峰，同第一个高峰一样，除了在理论层面上有重大创造以外，在应用层面上也有辉煌成就。其中包括：
（1）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从建国到反右前，毛泽东强调，不要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要走自己的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把这一思路规范化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后来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同这条思想路线是一脉相承的。（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应当指出，这个时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我国国情概括为“一穷二白”，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有不少构想，其中就有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分阶段的思想。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说：社会主义有缺点，将来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1956年11月，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矛盾。在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则集中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是邓小平。不过，对这一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曾有过一些闪光的认识。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识，在“八大”期间是清楚的。毛泽东在《正处》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还说过，我们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战略。最早讲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正处》中，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现代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比较完整。对于发展战略的步骤，毛泽东曾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打下现代化基础；第二步用10个到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到100年左右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这后来成为党的十二大的明确目标，1986年以后，在将两步发展战略完善于三步发展战略的同时，又对第三步目标作了调整，即将用100年左右时间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改为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5）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当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核心是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二是经济建设要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实际上是如何把握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三是综合平衡的思想。这主要是陈云概括的，强调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要注意处理好物资、财政、信贷（后加上外汇）的平衡。（6）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论十大关系》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讲经济体制改革。在“八大”之前，毛泽东特别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要有独立性、自治权。这些思想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后来却成为邓小平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敲门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就是以农村包产到户和工厂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历史起点的。此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关于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关于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关于祖国统一的构想，等等。
上述12个方面，表明了毛泽东哲学在“八大”前后处在第二个高潮状态，这些属于“应用哲学”层次上进行探索所爆发出的思想火花绚丽多彩，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对社会主义全方位的探索，孕育了后来形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胚胎，因而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毛泽东思想在国外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三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就以《勤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为题，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和事业。该刊还登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5期）、《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第20-23期）等10多篇著作。访问延安的最有影响的著名记者、作家和主要著作有：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后更名《西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访问记》、爱泼斯坦：《毛泽东印象记》等。解放后出版的著作，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等。
在英国，成立了以美籍学者施拉姆为首的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中国研究所，出版了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季刊》；在美国，成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施瓦茨的《“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一批论著，就是毛研的力作。在日本，曾在大阪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院（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冢有章创办、
国外对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其重点和热点主要反映在如下问题：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毛泽东的思想核心和基本特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和阶段、毛泽东的方法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等。有价值和影响的成果，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沃马克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对1917—1935年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进行了断代史研究）、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弗雷德里克和泰伟斯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目前，美国在施拉姆主持下，正编译一部多达50至60卷的《毛泽东全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