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藩
在为苏步青校长当秘书的同时，我还兼任谢希德校长的一些办公室文字工作。共事的十多年日子里，我亲身体验到谢校长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感受到作为一位教师、校长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敬佩谢先生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辗转归国
谢希德1921年3月生于福建泉州，父亲谢玉铭是一位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老学者，亦是有贡献的科学家。1946年谢希德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4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史密斯学院硕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她的恋人曹天钦，在英国留学，同样获得博士学位。
学成之后的路该怎么走？谢希德面临新的抉择。新中国刚成立，科研条件和物质生活不如国外优越。她还考虑到自己对马列主义不甚明了，对共产党了解也不多，回国后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情况。但一种想法很快占据了她的思路：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急需大批建设人才，我怎能留在国外呢？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能再等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曹天钦收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聘书，谢希德回国后的工作也有着落。按照原先的约定，他们的计划是：由曹天钦到美国与谢希德结婚，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宣布：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这规定把他们的计划全打乱了。
经过一番跨越大西洋的商讨，最后决定由谢希德申请去英，然后取道一起回国。一天清晨，谢希德来到英国驻波士顿领事馆，填写了一份申请去英国的登记表。后来得知，由于战后面临的经济困难，英国政府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境。
谢希德解释说，她并不是到英国就业，只是准备从那里回到自己的祖国，英国剑桥仅仅是其中一个过路站。英国官员又提出要求，“请你交出一份证明，确实说明3个月之内离开英国到香港或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时我再给您签证……”其实，3个月离开英国的保证，又会给她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之时，曹天钦向老朋友李约瑟博士求援。在他的亲自过问和担保下，谢希德获得一张特殊的“通行证”，凭此证件，她即可进入英国。
有了入境证明，美国方面若没能开具出境证明，谢希德还是到不了英国。一天下午，谢希德来到移民局，以到英国结婚为借口，办妥了出境证明，但正式证明要等上船后才能拿到。
当时，英国最大的邮船伊丽沙白王后号停靠在纽约哈德孙港。谢希德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不久，移民局即有人登船查问，她镇定自若地一一作了回答，终于拿到官员递过来的正式出境证明。等到航船看不见码头时，她提着的心才逐渐放下来，立刻给期待中的曹天钦发了电报，请他准时到南汉普顿城接她。到了英国，他们便忙于婚礼。随后把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
1952年8月，他们告别了剑桥，途径印度、新加坡、吉隆坡、香港，来到深圳和广州。10月1日新中国的第4个国庆节日，抵达上海火车站。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同志已在站台上迎候。至此，冲破阻挠，绕道归国的故事，划上圆满的句号。他们忘记了两天两夜不眠的旅途疲劳，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迎接充满希望的明天。
为人师表
1983年2月，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女大学校长。那年8月，正值学校放暑假。有人猜想：她也许外出避暑去了，也许闭门修养生息。然而，大家都猜错了，她还在忙碌呢。学校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谢希德，请您提供两个数字……”笔者很快记下校长的要求，并且从有关的资料中查到，电告了谢希德校长。
原来，谢校长正在自己拥挤的书屋里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学校发展规划初步设想。那几天，正是上海有史以来少见的艳阳天。赤日炎炎，挥汗如雨，连日气温高达37℃至38℃。然而，谢校长没有去度假，差不多每天都从家中赶到学校来，10天之内，主持两次会议，对规划作了大的修改。她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对办好重点大学的设想，有关发展新学科、交叉学科的观点，重点列入了规划。
自从谢希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学校教职工每学期开学时，都能听到她的工作报告和学校在新学期的打算，这已成为一种制度。她的报告既讲成绩，又讲问题，言简意赅，一个小时之内散会，深受师生员工的欢迎。
其实，要做这样一次报告，谢希德不知花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笔者虽然为她整理初稿，但从退回的文稿中，看到谢校长留下密密麻麻字迹。在开会之前，讨论稿几次印发党委书记、副校长和有关部处领导征求意见，由我汇总后，再推敲定稿。身为一校之长，把自己的领导工作，自觉置身于师生员工的监督之下，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每过一段时间，笔者就会发现，谢校长要求办公室主任报告，新的学院成立后，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落实了多少?她想多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便更好地领导学校的工作。校际交流、学术活动已占去了她许多宝贵的时间，她忙极了，但仍然坚持了解基层。一次，她和笔者走在校园西南角的小道上，有人投来疑惑的眼光，问她是否走迷路了?谢希德笑着对他说：“没有错，我是到系里参加校长办公会议的。”
在数学系资料室，该系的党政领导及部分骨干教师，与校领导聚集一堂。原来这是校领导下基层召开另一次校长办公会议。教师首先反映，数学系资料室的图书期刊原来比较齐全，由于图书价格调整，现在要维持原订图书期刊数量已相当困难。校长们听了教师的发言后，从图书资料的重要性出发，与同来参加办公会的同志一起商量，决定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教育部给予特别支持，又力所能及地适当增拨部分图书经费。由于谢校长的重视和关心，名誉校长苏步青教授的大力支持，复旦大学数学系图书资料及时得到补充，并加强了管理，已成为国内数学界闻名的资料室。
骏马始终需要伯乐的点拨，才能有千里之跃，而不会困于槽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在谢希德身边学习和工作多年，对于伯乐更有深切的感受。
自1983年至1989年，他有幸师从谢希德和张开明两位教授攻读研究生，得到了导师的亲传。在她的慈祥而严格的教育下，沈丁立就读研究生期间已经完成多项课题的研究，发表多篇论文于国内外学术期刊。在回顾自己取得的学术成就时，对导师的尊敬、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谢先生极其认真地指导我写的每一篇论文，修改的笔迹遍及文章每一页。我从事理科学习，本以为自己已经被训练得严谨不苟，但看到谢先生的一圈一点，就会感到十分羞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谢先生在她的博士生专业课程上，对她亲自指导的学生采取特殊规定——若考试分数仅为‘及格’要作不及格处理——这是中外闻所未闻的要求。作为谢希德教授的学生，能够受到这样严格要求的训练，实在是一种幸福，终身受益无穷。”
师恩难忘，肝胆相照。其实，沈丁立先生也是谢希德送出国的，当时他认为公派出国，就是一国的“使者”，要不负“使”命，学成而归。“谢先生从来不对学生说，你应该回国，但是她自身的经历就是对学生学成后归国的一种无言鼓励和鞭策。”
1989年9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复旦大学物理楼前的大草坪上，沈丁立出国前与导师话别。在那段时间里，物理系有些学生出去了，一时就不想回国服务。沈丁立去美国读博士后，也有许多人猜测他会“一去不复返”，但谢希德并未阻拦他。在话别时，她想了想，郑重地说：
“有些人言而无信，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我相信你能信守诺言。” 沈丁立面对导师的嘱咐，也信誓旦旦地回答，“今天我在物理楼门前向您告别，明年此时此刻我会在这里向您报到”。
后来，沈丁立为了祖国，为了实现自己对导师的诺言，放弃在美国拿“绿卡”的机会，如期学成回国了。当时，谢希德高兴地迎接他，还请他到家里吃饭。虽然吃得只是粗茶淡饭，但这是她对一个热爱祖国、信守诺言的学生的奖赏，因为没有比报效国家更为光荣和高尚的事情了！
校长关心学生，学生也感受到校长慈母般的爱。在与谢校长的交往、接触中，女大学生更愿意向她反映自己的苦闷和要求。如女学生提出了分配工作难的问题，谢希德对此很重视，关照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特别做好女学生的分配工作。同时又要求女学生自强、自重、自爱，用自己的优异成绩，接受国家和用人单位的挑选。有一次我了解到，一些大学生因犯错误受到学校的处分，学生和家长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但谢校长坚持原则，总是维护集体做出的决定。她常说：“学校的校规如不能坚决执行，这不但办不好大学，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所以我坚信，严是爱，真正的爱。”
她是复旦大学校长，著名女科学家，按照他的身份，每天上下班有小轿车。可是，在接送教师来校上课的大型早班客车上，人们时常看到校长的身影。
谢希德校长对涉及学校和她本人的文字要求非常严格，强调真实、确切，不希望看到华而不实的情节。有一次，一家报社的记者发表文章，把不是谢校长说的话套在她头上。谢校长非常生气，马上把笔者叫去：“我口述，你写一封信。”那封信措辞非常激烈，对此事表示强烈不满，而且信直接寄到该社总编室，这是笔者难得看到她生这么大的气。还有一次，某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谢校长的书，特地安排一位文字非常华丽的作者。谢希德一听说要用大量的形容词，就说我不要这个作者，你们要写的话，跟王增藩同志商量，如果他同意我就配合写作、出版。这书最后由我撰写并顺利出版了。
奉献终生
谢希德被确诊患了乳腺癌，正是1966年风云变幻的年代。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她受到医院大夫们的关注。主刀医生将其左侧乳腺的肿块切下来，而且清除了所有淋巴结，经化验并未发现癌细胞。当时医生认为，谢希德的肿瘤根基已被铲除。她闻后感到松了口气。
起先，她没想到自己会得这种病，但是医生确诊的消息传来之后，居然并不悲伤。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涌上心头：时间不多了，得赶快为党多做工作。然而，面临着不断升温的“文革”，她又陷入身不由己的两难之中。病魔虽除，却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当然那次手术的成功，毕竟使谢希德顺利度过了“牛棚”岁月。
癌细胞顽固得很。正当谢希德准备带领研究生到四川永川县某单位搞电荷耦合器件时，谢希德的右侧胸部又发现了疑点。此时正是1976年夏天，可以说，与癌症的斗争已是第三回合了。为了慎重起见，根据医生的建议，谢希德永川之行只好取消。
在与疾病的搏斗中，谢希德表现得十分顽强。深度的x射线照射，再加上大剂量的化疗，使病人非常痛苦，带来了强烈的生理反应，医生嘱咐她要卧床静休。
每次治疗都引起反应性呕吐，白血球大量减少，身体出现浮肿。接着医生又用中药治疗扶正，以便迎接第二轮的化疗。这样的治疗无疑是痛苦的。但是病魔愈折磨她，谢希德的意志却锤炼得愈坚强。她仍然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资料，把重要内容摘录下来，记在卡片上；依然对研究生进行业务指导；照样对教师的译稿作认真的校译。
钢铁般的意志，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持着谢希德和可怕的癌症顽强斗争了3个回合。她没有被打垮，却奇迹般地、坚强地活了下来。癌症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却磨练了她的性格，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疾病和痛苦，在濒于失望的情况下保持平静开朗的心境，在黑暗中摸索光明，在失望中寻找希望。
得知自己患癌症的谢希德，一方面常常鼓励自己，要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待疾病的侵袭，要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疾病；另一方面，她又不把疾病当作包袱，耿耿于怀，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竟忘记了自己是病人。
1998年7、8月间，谢希德发现右乳房感觉有些异样，主动到医院检查。医生告知右乳房可能又有恶性肿瘤，必须开刀。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从30多年前发现和确认癌症，她就以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与之顽强地搏斗，先后战胜了癌症的三次反复，不断抓紧时间，为国家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建立新功。如今，面对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77岁的她从容地接受医生的治疗。
很快，谢希德进入了华东医院的手术室。医生以精湛的技术，进行了根治手术。术后半个多月的一天，笔者来到她的病房探望，谢老只是平淡地告诉我，手术后还需做6个疗程的化疗和一个疗程的放疗。对于今后，她仍充满信心，还希望工作。面对着这样一位坚强的战士，我的心又一次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健康的人更应该珍惜可贵的每一时刻，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做出贡献。
1999年底，传来谢希德病危的消息，令许多人悲伤不已。然而，谢希德异常坚强，从未哼过一声。她尊重医护人员，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即使插管伸到喉咙，无法再说话，她也轻轻捏一下医护人员的手，表示谢意。她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流过泪，却为人们的关心而热泪盈眶。之前一段日子，谢先生就和丈夫一起，写下身后将遗体献给医疗事业的承诺。谢希德先生这种精神境界，真是令人敬佩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