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谈谈方法》看《汉赋综论》

 薛时蓉 11300110039

在本学期开展的读书小组活动中，我们对《谈谈方法》一书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并且尝试运用其中的科学方法分析生活中的问题，本文列出我在这个学期以来的活动中主要的收获并试图将其与近来正阅读的、曲德来先生的《汉赋综论》一书连结起来看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去展示笔者自己的收获。

普遍怀疑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探究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习得了普遍怀疑的精神，还对笛卡尔本人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经院哲学横行并大肆进行迫害的时代，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极具冲击力的科学世界观不受到影响和打击，笛卡尔将自己的学说加以伪装，改换为唯心主义的面目。虽然这一点一直被后人所诟病，认为笛卡尔将存在托给了“神”，但只要悉心探究笛卡尔的理论，我们便可知道，笛卡尔的“神”不是神学中那个虚无缥缈的“神”。其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指代后人理解的“客观自然”。正如王太庆先生说的，我们理解笛卡尔，其不能将其理解为一个在宗教面前唯唯诺诺的懦夫学者，他之所以掩饰自己的学说思想，只是证明当时宗教淫威仍劲而已。这种“唯真理是察”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与继承的。并且这种精神本身，在文学的领域也不鲜见。在《汉赋综论》中，作者就举出传统评价汉赋的观点与新传统评价汉赋的观点，以历史进步论看，后者比前者理应更为先进与完善，然而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前者认为汉赋是一种工具、无视汉代社会对汉赋的决定性作用，还是后者认为汉赋是政治的附庸与工具，都不是正确的对汉赋的看法。诚然《礼记》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自古以来，为政者必在教育的层面上灌输思想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而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同步是明显的，然而这并不代表文学就全脱胎于政治，是政治的附庸，也不能表明中国的文学是“泛政治化的文学”。曲德来提出“汉赋以及古代文学同政治的关系只是它们同现实关系的一个方面，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并不能取代、掩盖文学同现实其他方面的联系，因此仅仅评价汉赋以及文学同政治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①]这何止是在说汉赋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政治的存在是为社会运作的保障，在文学中反映生活、涉及政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将整治作为思想乃至是文学作品的风向标，则是破坏了学问本身的纯粹性，就汉赋的问题说，就是阻碍文学研究独立开阔的思路。不仅如此，曲德来既反对将汉赋作为政治附庸的传统观点，也反对将汉赋的评价标准定为“实用性”，“决不能先验地以颂好讽坏的模式去套”。在汉赋的研究上，这可谓进步的观点，不仅仅汉赋本身不以政治为带领，并且我们决不能以汉赋的功用作为评价的标准。这个观点也在《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中得到了响应：“（陶渊明）充分掌握并深刻发扬此一体类于情爱欣惧、于哀思流连的艺术美感，至于能不能具有讽谏实效，一直就不是这类赋作必然完成（虽然有期盼）的保证，同时也是取决于读者见仁见智的问题。”[②]对于陶渊明的一篇赋，郑毓瑜认为不必苛求其讽谏成就，单凭艺术美感而言，该赋便该算为佳作。然而其将“实用主义”赋观和“审美主义”赋观的不同指为“见仁见智”的问题，本身的立场因而就变得模糊，甚至失去了原有的立足点。而在《学者论赋》一书中，龚克昌教授则认为“这也正是早期文学要与历史分家要求自立的表现，同时也是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征兆。……汉赋有意识地虚构人物，从发展中表现人物，赋予人物以鲜明的个性，近似今天文学创作中的所谓典型性手法。”[③]这固然是提出了汉赋在文学创作史上的重要性，然而说其是“有意识地”虚构人物，创作独立的文学，却又有些言过其实。实则盛世之下，自信时代强盛的汉赋作者创作讽谏意味不强、文学艺术成就更高的作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全算是“有意识”的行为。

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不仅学习从哲学层面理解笛卡尔的思想，也学会了从历史层面对这一点更深入地理解。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思想维度的一次重要的补充。在笛卡尔的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如今仅意识到笛卡尔在身心二元的理论上的矛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回溯本源，看到时代背景下笛卡尔不得不做出的掩饰与妥协，才能真正地了解：这不是笛卡尔本人思维逻辑的混乱，而是残酷的时代背景令他的思想自由受到限制，因而不得不以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来说明真理。这一点同时也可以解释笛卡尔“上帝是完善的理性——上帝赐理性于人——人要不断思考发现真理——我们发现真理是因为上帝是绝对正确的”这一循环论证的真相。此外，赵老师也以历史的眼光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笛卡尔那么相信“历史的进步”，在大发现时代的背景下，科学精神的苏醒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压制。在《汉赋综论》中，这样的历史唯物眼光也得到了运用。赋其他文体相比较是有较大差异的。关于这一点，作者提出观点，“汉赋对自然事物和人们实践活动成果所给一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所进行的积极而丰富的表现，不但使汉赋的内容多姿多彩，而且是指具有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④]追究到汉人的态度，是来自怎样的时代背景呢？在这个问题下，作者深入探讨了当时的政治统一、商业自由经济以及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西汉）脱离一切束缚与限制……体现了武帝时代昂扬向上、占有支配一切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时代风貌。”[⑤]在历史进步观点的影响下，汉朝的人们达到了一个自以为“最好”的时代，以此为契机对展现人类力量的器物进行赞美，就是简单而自然的了。另一方面，关于汉赋的不少相关论文因为需将楚辞同纳入汉赋的领域，因此加大绝对化了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这一点曲德来也在文中提出了反驳，并指出我们应将汉赋作为《诗经》、先秦散文、先秦时代的隐语、民间文艺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因为需要论证楚辞属于赋体文学一脉之作品，于是故意将其影响绝对化，难免由于主观而犯错。笔者也认为这是我们所普遍持有的观点：“我知道我有局限性并且容易出错。而且，毫无疑问，我将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想知道的所有答案。但是，我可以观察得更准确一点，权衡问题更多面一点，做出决定时更仔细一点。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更接近真理。”[⑥]

宣传真理

并且从这一点展开，我们深入探讨了如何捍卫真理。如果在时代背景所不允许的情况下，死守真理是不是我们必然的道路？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计个人的损失去维护真理？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真理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然而在昏昧的时代，我们要采取笛卡尔的方法，巧妙地将自己的主张掩饰一番，做到既能使真理产生影响，也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做到前者需要勇气，做到后者则需要智慧。并且笔者也认为，我们应时常对现实社会持有“超越”的态度，如若不然，“我们的经验能对我们产生一种自我催眠的作用，这意味着一种有关我们自己的结论，从而保全我们将其变为现实。”[⑦]这种倒因为果的逻辑将会产生错误的指向性，最后只能是受到误导，以错为对，以愚为智。在《汉赋综论》一书的前言中，作者以符合当时政治环境的论调称荀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但是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事迹时又说“他（秦始皇）的焚书之举，除了毁灭了人类的文化成果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加速了秦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此言又颇有回顾历史，兼有针砭时弊的意味。以客观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史实，作者也承认“（地主阶级）是颇有进取精神的真老虎。”[⑧]综合观之，作者本人追求真理，曲言其心的初衷清晰可见。并且此做法也是值得参考的（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理解，仅备一说）。

知识链

在读完《谈谈方法》之后，我们参考了其他的研究资料，通过译本、序言的阅读，我们将几篇文章的观点加以比较，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取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身的阅读能力与判断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并以《谈谈方法》为中心，将眼界放在了这单本哲学著作之外的世界。在文科学习中，这也是素来最有益并最有挑战的工作之一。以一部书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不得触类旁通，彼此映证，最后认真者也难免沉溺于文本理解，变为“嚼字先生”，粗懒者则难免妄自尊大，变为“夸夸先生”，两者都会导致学问的失败与人才的浪费。以一本书为研究的对象，对相关的书籍与文章进行通观，“充分占有资料”，在做学问始终不至于腹内空空，或是眼界狭窄。如《汉赋综论》本身便是旁征博引，再加上作者的分析科学详实，因而也指出了其他文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作者提出“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⑨]笔者加以引申，诗是文艺中的一部分，因而诗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恰恰就提出了名为《诗与意识形态》一书的名称合法性的问题：“诗”与“意识形态”是否是并列的关系呢？从时间层面上考虑，《汉赋综论》先出，《诗与意识形态》后出，然而因为思想的碰撞，即使先后顺序有别，我们仍然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深究，两位作者在时空的两端进行缄默的对话。这种对话是要建立在不断阅读、不断精思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汉服本身丰富的用字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龚克昌教授将原因归为“与作者的文化修养和文字学的发达有关。”[⑩]曲德来先生则认为“没有语言的广泛实践及发展，文字学是不能发达的。”[11]既以文字学的发达作为汉赋文字丰富的解释，是以结果解释结果，唯有回到社会实践去，才能找到文字产生、丰富现象的起源。

结论

总而言之，从《谈谈方法》的阅读与学习中，我既收获了新的思想、方法论与学习方法，也了解如何从中立客观的立场全面地判断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这对于我以后的学习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并时时会提醒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特定时代的特定作品以期获取对该作品全面而完整的理解。《汉赋综论》一书在实践方面也给我一个具体的参考，令我对此间道理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并且感到中文与哲学中就是可以打通的。正如赵老师所言：“我们不该将一个人标签化，笛卡尔固然是理性主义者，然而他也参与解剖，那么他身上也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哲学绝不只是关于“认识层次”的学问，也给以具体的学问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准绳，这一点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并且，这也提示我——学以致用，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