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三十）申小龙：如何发挥语言学专业课的育人功能（上篇）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申小龙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申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如何发挥语言学专业课的育人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在教书育人中发挥重要作用，其途径有二：

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应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要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

二是在各专门学科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关键是要建立中国文化独立的分析语言。

以我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为例。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下成长的。在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的语言理论无论在范畴、体系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面貌。西方的语言理论与方法为中国的语言理论注入了现代科学的精神与知识，然而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西方语言理论的规范无可避免地给中国语言学理论带来许多困惑和负面的影响。科学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特征，对于深受西方语言理论影响和制约的现代中国语言学，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汉语文化特征的认识必然要突破现有的所谓“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原则和框架。

拿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来说，中西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即认为只有口语是反映概念和思想的，而文字只记录口语，与思维没有直接的联系。拿这条“原理”来规范汉字，那么汉字的表意形式就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然而从文化的特点来看，汉族人在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重意合不重形合，在语言上以无形态变化的面貌出现。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和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正是基于汉语语言思维的这种特点，所以汉字构形以表意为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词语的确定信息。方块汉字的平面性储存的信息显然优于线性文字。

从语言的特点来看，印欧语依靠变音来表达语法语义，词的信息由各个音素共同承担。汉语不依赖变音来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汉民族音感中的基本语音单位是音节的声韵结构，词的信息靠音节的声韵结构和附于整个音节的声调承担。而且汉语存在大量同音词，造成词的语音形态信息含量锐减，在书面语中只能依靠文字图像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来补偿。

文字的根本性质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字形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像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能力越大，与思维的联系也越紧密。由此看，拼音文字并非世界文字体制中最优秀的，更不是发展的最高阶段。中西文字的不同，并非发展速度上的差异，而是发展方向的不同。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关系。与汉语和汉民族思维、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必须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

建立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理论，离不开中国语文传统。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历史，有深厚的语言理论传统。在近代西学如潮水般涌来之时，这一传统出现了断裂。然而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变迁，人们终于意识到西方语言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汉语的“形”和“神”。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国传统语言理论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它是中国语言学的生命之源。当代中国语言学要把自己的生长点放在对传统语言理论的清理和阐释上，引进、借鉴西方语言理论的新知，积极实现民族理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语言决不是简单的交际工具，母语决定了人一生的精神格局和文化行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该民族认知的一种世界样式，具有强大的文化塑造功能。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一条途径，语言之间的差异具有巨大的哲学、文化学、美学的意义。看不到语言与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构通约，我们就无法深刻把握语言的本质。普通语言学要获得普遍意义，就要关注各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因此，我们不能盲目认可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的语言学者，我们至少应该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提出基于汉语汉字事实的理论来，我想，这应该是我国高校“语言学概论”课程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