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二十七）强连庆：复旦八十年代本科教学改革回顾

改革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学计划，大学是一次性教育，即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管用一辈子，这就是所谓的“一次读书，终生受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反映在教育计划中的实质是其内容无所不包，总是把知识一下子灌输给学生以方便今后使用，而且强调专业对口。多是仿照苏联模式，如莫斯科大学的无所不包和灌输式的教育。我们调查了我校各个院系专业的教育计划，与30年前莫斯科大学各个院系专业的教育计划对照，发现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30年都没有变过。说好听是复旦大学保持了30年的稳定性，实际上是因循守旧。

具体怎么跟进改革呢?第一个做法是吸收现代教育的成果，特别是六十年代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学的知识要更新，不能一直沿用已经30年的老套路，并且要意识到，大学的教育不是一次性的教育，而是不断学习的终身教育。第二个做法是增加社会实践，这是社会的要求。以前社会上反映虽然复旦学生的知识很扎实，但工作时一般要经历三至五年才能适应单位或社会的要求。教学计划要重视培养学生吸收知识的能力，还应该要让他们学到解答问题的本领。因此，教学计划的修订，要使教学内容适应“三性”。

一是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指的是教学计划要适应“四个现代化”对人才及其素质的要求，不能脱离实际。过去的综合大学只是培养科学家和高等教师，现在的大学要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包括国防建设、科学技术、工业农业等广大领域，所以知识要拓展。八十年代开始，国家的培养层次提高了，比如科学院需要研究生层次的人才，除本科生外，还有博士、硕士，所以人才的素质也要适应这样的要求。还有很多单位需要实际工作者而非仅仅是理论工作者。本科生中，很大一部分学生是为了成为高一级的人才而做准备，高等教育呈现普及化、大众化的趋势，不像过去是精英教育。这是我们考虑的适应性的要求。

二是科学性。科学性要求知识的结构要合理、不要偏废，同时要注重素质的全面提高。我们当时的做法是对原来的老教材进行修改，删减重复的、陈旧的课程内容，增加新的知识和内容。同时，让教育内容尽可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教育，如增加电子工程系、管理系等交叉的学科。复旦大学理科和文科比较强，更应该发挥自身优势。我们希望能将理科的各个系相互渗透，理料和文科相互交叉，用交叉、渗透、综合的方式成立新的学科。所以那个时候，复旦新的学科发展得非常快，理工科包括生物工程、遗传、高分子、材料科学等学科，文科增加广电、文博等学科，这都是八十年代的成果，院系内部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此之外，还开设了一系列选修课，在我的印象中有 75 门，规定理科的学生有4个学分的文科课程，文科的学生也有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同时，要求教师在必修课以外的课程上也应严格要求。

三是灵活性。我们教学计划的灵活性包括增加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一门课有不同层次、不同风格的教授授课。让我印象很深的有化学、物理等课程，比如同样一门理论物理，有两名老师开课，因为学生的适应力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可以超前，有的学生需要按部就班地学习，因此有两种风格让学生选。这样能适应每个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更加主动，这个办法在当时很受欢迎。我们不仅开设了不同风格的课程，还增加了主修和辅修课，以及双学位制度，即在学习了另一门专业的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可以取得相应的学位。因为有的学生在高中可能超前学过了相应的内容，所以还允许学生在通过考试后免修课程，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举办了很多报告会，讨论会、难题解答会等，考试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包括口试、笔试、开卷考试、闭卷考试。

以上“三性”都为了达到一个目的，给学生营造一个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有才能的学生和按部就班的学生都能适应，学生在国内和国外的考试成绩都能反映出来，在那段时间，复旦大学的大大上升。

1.教师的主导作用——实现“三个提高”

我们强调“教”和“学”是两个方面，提出“教”的方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包括“三个提高”，指的是教师不仅仅要在传授知识上起主导作用，还应该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在转变学生的思想上起主导作用。教师不仅仅要有丰厚的知识，还要有良好的素质，老师要通过教学的全过程来影响学生，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有比较高的水平也要有好的思想。

为何这么说呢?当时有一股风气，把教师分成“几等舱”:出国是一等舱，教师可以名利双收;二等舱是做科学研究，利不多但是名很大;教学是三等舱，无名无利。教师倾向于搞科研面非投人教学工作，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规定凡是出国回来的教师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教学，如果想要提高职称，必须要有教学成果;如果没有教学成果，即使科研做得不错，也得退后。二是规定即使没有科研成果但教学优秀的教师也可以做教授。这样才能使得本科生的教学队伍稳定起来，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发挥主导作用。

接下来就有了对教师“三个提高”的要求。一是提高教授和副教授上课的比例，尤其是上基础课的比例，改变教授只搞科研不教课的不正常现象，强调本科生教学的重要性。二是提高一类课的比例，一类课的标准很简单，六个字——梯队、教材、效果。梯队的意思是老师上课不能独门独户，要有接班人和梯队，后继无人怎么行呢?如果一门课是精品教育的话就要“精品”到底，不能因为这门课的授课老师老了，退休了，这门课就没有了。第二个要求是教材，要有自己的创造性教材，有新的内容、新的思路和新的信息，不照抄别人的。第三个要求是效果，有的教师是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他们本身水平很高但讲课却讲得不好，上课效果差，还有的老师讲话带有很重的上海口音或外地口音，一些学生听不懂，这样他们的教学效果就很差，所以，即使有知识，讲不清楚也不行。这三个条件都符合才叫一类课，未能达到一个条件是二类课，未能达到两个条件是三类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形成竞争。大家都争做一类课、消灭三类课。一类课有适当的奖励，是很光荣的事。第三是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创造力需要教师的启发，当时我们提出的创造力不是学习和理解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新知识的能力，不是老师灌输给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己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让学生自己解答、激发学生的潜力。具体措施包括实验室向学生开放，只要学生提出方案和时间，老师都可以在旁边指导。

2.学生的主体作用——抓住“四个环节”

认识学生的主体作用一共有四个环节:基础、实验或实践、外语和能力。实际上，我们把教和学看成是一个整体，有教就有学，有学就有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能分隔开。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遵循教人的规律，还要确定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是获得知识的两面。学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是机器，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个环节是实践。这是学习中的重要一环，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功。过去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比方说理科忽视实验。文科忽视社会调查。于是我们规定，理科的实验课要占全部学分的 30%，文科则强调社会调查和写作训练，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己选题、定点、访问、分析、归纳。自己整理资料，最后写成文章，这是一个综合的训练，学生的知识能得到发挥、视野也更加开阔。

第三个环节是外语训练。这是在那个阶段复旦大学非常强调的，因为知识越来越现代化、国际化，大学生不仅仅要知道本国的语言，还要至少会一门外国的语言。当时我们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虽然解放后的大学比解放前的多了更多的知识和理论，但解放前的大学更重视外语，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相当高，甚至都可以做翻译。于是，在外文系之外，我们增加了公共外语的课程，加强公共外语课程的建设，招纳了一百多名教师，外文系的老师也可以开公共外语的课。我们还规定大学生通过四级考试才能有学士证书。当时，第三教学楼还可以租借外语磁带给学生，教室装红外线收听外语，营造听外语的环境;我们的学生出国交流外国老师来上课，学生都能听懂。同时，我们做到四年不断线，改变外语学了两年就不再学的传统。

第四个方面是能力培养。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学生在课堂的能力，还让学生在第二课堂提高能力。当时，复旦大学的社团是很有名气的，像大家沙龙、新闻天地等。社团活动本身锻炼的是社交和表达的能力，学生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个制度是学分制。从1980年开始，我们学校发行了试行学分制的几项规定，后来又发表了完善学分制的几项规定，目的是把教学搞活，加快优秀学生的培养。优秀学生可以免修、免读、间歇听课，可以主修一门课也可以辅修，鼓励学生提前修满学分、提前报考研究生。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转系、转专业，这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过去，有的学生认为，来复旦大学是“大门”走对了，“小门”却走错了，因为他们不适应自己的专业。如有的理科学生很喜欢文科，我们规定，如果他们足够优秀的话就可以转到喜欢的专业，我记得当时一些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都转到了哲学系。

第二个制度是五级浮动计分制。为了避免分数贬值，我们采用相对分数而非绝对分数，将考试成绩分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这样，类似正交分布，优秀学生占到10%至20%，不及格的占0至10%，由老师分级。这种方式克服了分数贬值的整端。形成了刻苦学习的学风，大家都争优，也有利于选拔人才。

第三个制度是导师制。每个系都有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怎么培养呢？当时我们规定，由老师和系主任推荐优秀学生，我们为这些优秀学生配备导师。一开始选了200多名学生，我们选了200多名老师，校长也亲自动员，让导师和学生都觉得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导师的水平很高，对学生采用一对一的教育，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也很融洽，后来又扩大到了一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