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孙关宏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孙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政治学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事业
孙关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上海。曾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主编《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企业行政管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新政治学概要》《政治学概论》等著作。2008年出版代表性学术专著《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2019年出版学术文集《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2023年获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从文学到政治学
我在1955年毕业于上海市北中学，并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开始实行五年制，一直实施到1965年。当时中文系集中了多位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大师级教授，其中绝大部分是给我们上过课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大家风范、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成长的。这给我以后的学术道路带来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当时，我认真读了一些古代文学典籍，要说到确切哪一本很难，但整体而言，我认为文学和政治学还是相通的。文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学。当时上文学课的蒋孔阳老师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大概意思是“文学是通过形象地塑造人物典型来反映社会”。无论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他们创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是社会与国家。而政治学研究的也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与文学不同的是，政治学采用的是逻辑思维的方法。那时，我还上了四门政治课，分别是马列主义教育（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些课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政治知识的启蒙。
孙关宏（左七）参加复旦大学1985级政治学本科校友毕业三十周年活动合影
当时中文系1955级90个人，一共分为甲乙丙三个班，我是甲班的班长，党总支的老师们对我比较熟悉。五年级上学期快结束时，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复旦大学要新创立两个系，马列主义教育系和原子能系，说要派我去参加前者的建设，问我愿不愿意。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准备从事文学研究的，因为中学时就对此很感兴趣。但书记是代表党组织跟我谈话的，听完后我马上同意。“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个概念在我脑子里是蛮深刻的。到新的单位后，我作为预备教师认真做好领导安排的工作。五年级下学期毕业时，我被正式分配在马列主义教育系当教师，人生新的阶段开始了。
1961年夏天，系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举办的“政治学培训班”，为期一年。学习期间，阅读书目一共八本，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这一年没有什么干扰，我专心听课，专心读书，心无旁骛地读好这八本书，为以后从事政治学研究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至今我仍觉得精读原典是政治学学习、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一年对我来说还有一层意义。当时处于困难时期，而人民大学的食堂三顿都能吃饱。食物主要是玉米粉，它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搅成米糊当早饭，一种是做成团子，中饭、晚饭吃。这里甚至偶尔能吃到鱼和肉，对我而言简直像到了天堂。我也特别珍惜这一年的学习机会。
学习结束后，回到复旦，我被分在政治学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李幼芬老师。当时上“政治学概论”课的是余开祥、李幼芬、袁缉辉三位老师。我担任课程的辅导，并全程听课。到1964和1965年，我们系招收了两届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我大胆尝试在政治学的基础上给学生们开设了“国际政治概论”课。
我和王邦佐合带1964级学生时，他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和辅导员，管思想政治工作；我担任班主任，管学习。之后，他和我合开“世界近代史”课，我们开始关注西方的历史与理论。
王邦佐（左）与孙关宏
1978年改革开放后，王邦佐和我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中，感觉有必要深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就决定离开国际关系教研室，寻找了四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共六个人成立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王邦佐和我被推选为教研室正副主任，同时从1979年开始招收科社专业研究生，共招了两届8个人。我和王邦佐主要给他们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典著作选读”课。
“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1978年我们六个人向系里提出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1980年我们看到学科发展的方向，主动申请设立政治学专业，都得到了系里、学校的支持。这种一以贯之的宽松和开放的氛围下，我们担下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的重任，搞了一出“先斩后奏”。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1年，北京召开全国政治学会代表大会提出，决定办个讲习班，第一期从全国招60个青年人才。
中国政治学学会会长张友渔问，哪个单位愿意承办？当时没人回答。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这个班办起来也不简单，一般也不敢贸然答应。这个时候，名不见经传、只是个讲师的王邦佐表态：“我们试试看吧。”张友渔不认识他，就问坐在旁边的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这个人是谁？”陈为典说，这是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代表。张友渔教授又问，还有哪家愿意承担？下面又没声音了。后来，张友渔说，“就让复旦大学办吧”。
我们搞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招研究生难不难？难的；后来决定成立政治学教研室，而且1980年成立，1981年就第一届招生，难不难？也难的。当时做事充满激情，根本不考虑难不难。王邦佐当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敢于决断，主动请缨，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是令人佩服的。王邦佐回来以后先向院里汇报，院里完全支持，然后向学校汇报，学校也完全支持，这个很不容易。全系老师大力支持，王老师是“总指挥”，我协助他一起办好讲习班。
1982年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结业留念
首先关于课程和讲座的安排，我们当时讨论，有的课是要上一学期的，如政治学概论、行政管理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大量讲座，各种各样的讲座，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国外情况等，甚至还有写作。由此，授课者涵盖全国，人数高达40人，可以说是倾尽全力。
系内的老师都很支持，凡有专长的，有请必到。校内的老师，熟悉的，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不熟悉的，就要登门邀请。上海之外的，如北京、天津、广州的，主要由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陈为典代为邀请。
登门拜访和邀请上海的学者，这件事主要由王邦佐和我两个人做。我们登门邀请的人中有好几位都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行政学学者，如张锐、靳文翰、石啸冲、王泓之等。他们大都住得很远，如徐家汇、淮海路等。那时的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方便，以前只有乘公交，没有公交就走路。其中，邀请周世逑先生授课，我们登门了两次，邀请傅于琛先生，上门谈了三次，他们也都很热情地与我们交流学术方面的思考。几个月走下来，我的皮鞋鞋底都断了。由于种种原因，1960年参加工作的我，1978年职称刚刚从助教提为讲师，之前每月工资60元，整整拿了18年后才涨到72元。这双皮鞋对我来说很贵，走破了有点可惜，但很值得。
学员来报到前一天晚上，我和王邦佐、胡雨春两位老师一起去察看学员住的宿舍，发现很脏，我们觉得这样不行，马上找来工具一间间打扫干净，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把事情做好。我们还常常一起找学员谈心，了解情况的同时也聊思想、交朋友。
在讲习班结束前，王邦佐和我决定与学员一起编写《政治学纲要》教材，有近十位学员参加。完稿后，我们在郑州大学集中统稿定稿，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正式出版，是当时全国第二本政治学概论类教材。政治学讲习班的不少学员后来都成了各省市各单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学术骨干，也是我们学术界的朋友，一直保持联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2年4月，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举办30周年纪念时，部分当年的教师和学员等在复旦大学合影留念
历史说明了，42年前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在复旦大学的成功举办，为后来复旦大学政治学在全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句话理应由王邦佐来说，他不在了，我代表他说。
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
社会科学是应当有一种精神的，民国时期，人文社科学界以北大为代表的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特别是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的精神。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政治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亚氏这里讲得很清楚，政治学是最重视人类如何能过上最好的最善的生活，最有道德情操的生活。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对人的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直贯穿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至善”精神。
1983年 ，政治学教材编写组留影。孙关宏参与主编了多部政治学学科的基本教材，其中《政治学概要》获得1992年全国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是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宗旨应当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学术的支撑。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或者说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在朝这个梦前进，也可以说我们正走向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
在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历程中，如果政治学能够尽微薄之力，也算尽到了一点责任，也是政治学者的光荣，是政治学者的精神追求、思想追求、事业追求。当然，对学者来说，主要是做学术，思想上也不要苛求，只是不要“帮倒忙”。“帮倒忙”是对政治学的忘本，也背离了政治学的宗旨。
说文章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说到底是学术与做人的关系，所谓文为其人。从根本上说学术与做人是统一的。学术上讲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同时也是对做人的要求。做人要人格高尚，心底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河南大学有两句校训非常好，在我国高校中是可以排上名的，叫：“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语出《大学》中的第一句话。意思是要弘扬人好的德性，使民变新，立于至善的境界。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的经典性要求。这和亚里士多德说的善德、至善，应该是一致的。我想要明德起码的要求是讲真话。当然，完全讲真话，可能有困难，但要尽量讲真话。不要明知是假话，还要把它论证成真的，用假话去蒙骗群众。要把名利看得淡一些，不要为名利而附炎趋势，丧失人格。
作为政治学者，不但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事业。40多年来，中国政治学从恢复、重建到发展，沿着科学的路径，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起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赵宝煦先生曾有这样一段经典论述：“中国政治学必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政治学只能靠坚持自己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这段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普遍性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是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渐形成的，不是事先人为构建起来的。正像许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样，特色与共性应该是统一的。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不分国界的，可以通过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借鉴国外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这就要看是否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科学性就是普遍原理。我们的政治学者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政治学的普遍原理，对我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尽可能大的推动作用。学术与做人也是统一的。学术上讲求科学性、真实性、追求真理，做人也应当人格高尚，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留住青年人、培养青年人、重用青年人
当年，王邦佐和我在启动复旦政治学科的恢复和重建时，确实是拼命干的。但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当时已人到中年，又是半路出家，光靠我们两个人，或者光靠教研室的诸位同仁，是远远不够的，光靠国际政治系原有人马的支持，也是不够的。必须源源不断地提携年青人、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本专业的各类人才。
当然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也是从实际出发，按部就班地进行。当时首先培养的是我们教研室的浦兴祖和胡雨春。浦兴祖是64级本系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我们安排他去天津师大徐大同教授那里和他的第一届研究生一起研修西方政治思想史，回校后即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后来我们又动员他主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不久，为本专业学生开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并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教材出版。这在我国是比较领先的。后来他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不少，在全国同行中颇有名气，为复旦政治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胡雨春学德语出身，我们安排她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全程旁听科社专业研究生课程，作为正式学员参加政治学讲习班听课学习。后来给本科生开设政治学概论课，出版专著《德国政治制度》，参加主编和副主编多本教材和学术著作，对复旦政治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是有贡献的。
复旦64国政（6417）首任辅导员王邦佐（前左一）、班主任孙关宏（前左二）、二任辅导员潘玲娣（前左三）和毕业25周年返校聚会的部分同学合影
小王老师也是在复旦这个良好氛围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他是陈其人老师带的国政专业1978级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在我们政治学教研室。他读书勤奋，思路敏捷，知识面广，到我们教研室后，很快起到了骨干教师的作用，能开设多门课程。
1985年学校晋升副教授，我和王邦佐当时也要申报（我们1960年毕业后定位助教，直到1978年才提为讲师），但王邦佐和我认为小王老师虽然才工作四年，但特别优秀，科研成果多，教学质量高，是难得的人才，所以大力支持他提前申报副教授，并且在排序上，把他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前面。当时的总支书记李幼芬老师同意我们的意见，专门为他写了推荐信，支持他提前申报副教授。结果，还算顺利，我们三个人同时提升为副教授。不久，文汇报头版头条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意是，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小王老师。
系里创造为青年人成长创造各种条件。例如，王邦佐去北京开重要学术会议，常带小王老师一起去，让他在全国政治学界露面。1986年，王邦佐去上海师范大学任校长，我为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大概1989年，系主任通知我，全国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学界学术会议在广州召开，问我们教研室谁去？我说小王老师去。系主任说，那以后所有的类似会议都是他去了。我说，那就都是他去吧。我当时的想法是，代表复旦政治学的不一定是教研室主任，而应当是复旦政治学人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人，那自然非小王老师莫属。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他对我也非常关心。记得1987年我胃出血住院，他安排几位研究生轮流来医院照顾我。我们合作十几年，是很融洽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孙关宏、王邦佐、郭定平、胡雨春（从左至右）在复旦政治学教研室联欢会上
比小王老师稍晚一点，我们还重用了78级的竺乾威与79级的陈晓原，他们毕业后都留在了我们教研室，主攻方向是行政学。甚至竺乾威还没有正式毕业，我们就安排他旁听政治学讲习班中周世逑教授的行政学课程，以及相关的讲座。他毕业后去美国读了公共管理学硕士，回国后一直从事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与科研。陈晓原留校后，一直与竺乾威一起，艰苦创业，从事学科建设，他们对复旦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是作出重要贡献的。其实当时77、78、79级毕业生中留在我们教研室的还有好几位，后来都出去读博了，一个也没有回来。
孙关宏夫妇和部分学生合影
接下来就是留自己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包括本硕连读和硕博连读的，是我们原来设想的，培养经过本专业系统学习和训练的年青学子作为复旦政治学的接班人。例如林尚立、王元、桑玉成、周帆、郭定平、胡伟、任晓、臧志军、陈明明、刘建军、陶东明等。后面一批又一批的按常规博士毕业留校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复旦政治学进入一个人才辈出，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如果要说个人体会，我从三方面要求和引导学生：
要求系统读书。小王老师说过，学术是立院之本。这是很正确的。首先要系统地读书，而不是零敲碎打。每一门课都要开一个必读书目，约20本左右。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是从古代一直读到近现代。“马恩著作选读”也是从头读起。“政治学专题研究”、“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等课程则是列举了若干专题，每个专题都有不少参考书，上课的基础是先读书，不是空论，而是有一个扎实的基础。第二，要求独立思考。我们上课不是满堂灌。事先布置好专题和阅读书目，学生准备好重点发言，然后大家讨论。教师的作用，一个是引导，一个是总结。学生上课不完全是来听的，首先要自己讲，要思考，要表达，这就是训练，系统的训练。我们还要求学生在读书的基础上写文章，要求注意学术概念的运用，要求有学术思路，学术框架。要求引经据典，言之有理；要有实证材料，言之有据。文章要有注释，有参考文献。第三，要求与国际接轨。实际上从80年代初开始，到中期开始培养硕士生，再到90年初开始培养博士生。我们要求与国际接轨的理念是很明确的，行动上是不含糊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学科分类，课程设置，教学模式，阅读书目，前沿理论与方法，都贯穿这个想法。在研究中，要求关注学术前沿，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新的著作、新的讨论热点，外语好的，可以直接阅读原著和外文杂志。
孙关宏的书架
在指导硕士论文，特别是指导博士论文方面，我从不要求学生做我的课题（那时课题也很少），或者一定要符合我的学术观点，不限制他们的论文选题，而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支持他们学术创新。但在学术规范上严格要求，如理论创新在何处，分析理论和研究方法如何把握，要有较充分的学术分析的空间，有理论和实证的厚度，方法上最好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如制度分析，文化分析或比较分析等。在文字表达上首先要求通顺，逻辑清楚，尽可能有自己的个性，避免写成八股文。坦率地说，自己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所以我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可以说是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和学生共同研究，共同提高。
对于青年的寄语
我想对青年学者说，政治学是一门有价值追求的学问。从事政治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项事业。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事业则要终生为其奋斗。对年轻一代的学生，期待他们不断学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坚持真理。
政治学的未来要靠年轻人。我们只是打个铺垫，是过渡性人物。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把学生尽快培养出来，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要留住青年人、培养青年人、重用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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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孙关宏
协助整理：郭福英
编 辑：韩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