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姚泰教授的回忆文稿，一同领略学校当年教书育人风采风范，并借此对姚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回忆我的学生时代二三事
姚泰
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同年考取同校生理学研究生，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是自主神经系统对心血管和肾脏活动的调节，期间1979～1981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生理学系福尔柯夫实验室做访问学者。曾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中国高校科技奖和光华科技基金奖等科研成果奖。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生理学》（第五 、第六版）、八年制和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规划教材《生理学》（第一、第二版），以及参考书《人体生理学》（第三、第四版）等学术专著。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会理事长、《生理学报》编委会主编、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97年被瑞典哥德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开学
每年新生入学后，学校都会专门召开新生入学欢迎典礼，有一次在开学典礼上，我们还看到了颜福庆先生。他当时是医学院的副院长，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记得他当时身穿一套白色的中式服装，手里拿一把黑色折扇，坐在讲台的右边。他面带着微笑，时而把折扇打开，很快地扇上几下，又再收拢。典礼上，他为我们讲了上医的传统精神，还重点强调上医学生毕业后要践行为人群服务的宗旨，不要开业做私人医生。我们坐在台下，发觉他习惯于把上医称为“第一上海医学院”，他讲话带着明显的上海本地口音，很多外地同学开始时听不太懂，但是他说话非常风趣，总是能引发大家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
▲ 颜福庆院长在讲话
开学后，有关教学和学生方面的事务，很多都是由黄家驷副院长跟我们讲的。我们知道黄家驷是著名的胸外科教授，所以非常尊敬他。他告知我们，从我们入学这一年开始，考试将采用口试方式，并实行五级分制，即3分为及格，4分为良好，5分为优秀，2分为不及格。这也是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一个方面。黄院长还向我们仔细地讲了五级分制的具体做法、考试的方式、评分的标准等。这让我们感觉到，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很多事情的做法都会是新的。
▲ 学生考试，黄家驷（左一）林飞卿（左二）苏德隆（左三）
上课
当时我们在南一楼的教室上课，两个班级的学生一起。讲课的老师大多都是教授、副教授，而且一学期的课都由同一位教授上，年资稍低的老师往往只能“试讲”一两次。老师们讲课非常认真，讲解和板书都非常清晰，常常和听课的学生有呼应，在重要、关键的地方往往会重复讲一遍，让学生能做好笔记。给我们班级讲课的化学老师居秉菁、物理学老师庄鸣山，以及后来基础医学课程的董泉声（生理学）、李亮（生物化学）、徐荫祺（寄生虫学）、林飞卿（微生物学）、朱益栋（病理生理学）、严家贵（病理解剖学）、全钰珠（药理学）等老师的讲课，都得到我们学生的高度评价。解剖学王永豪老师在讲课时，不时地在黑板上画画，用生动的线条把各种脏器的解剖结构和比邻关系准确、形象地表示出来，能很好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我们学生都照着在笔记本上画了下来。
▲ 学生在梯形大教室上课
▲ 朱益栋教授辅导学生
等到四年级时，我们在中山医院的礼堂里上临床课程，这里能容纳四个班级240多位学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全国知名教授，内科的有林兆耆、吴绍青、陈悦书、李宗明、戴自英等老师，外科的有崔之义、林春业、陈化东、左景鉴等老师，妇产科的有郑怀美老师，儿科的有彭大恩老师，眼科的有郭秉宽，耳鼻喉科的有胡懋廉老师。他们讲课前都充分备课，讲课时条理清晰，板书整齐，语速恰当，并且准时下课。每位教授的讲课风格又各有特色。记得吴绍青教授每次上课时，必定先要提问，请两个同学站起来回答，如果回答得不好，下次上课必定再向他提问，所以同学在听课前都做好准备。陈悦书教授每次上课时一定会在黑板上写“今日有答疑”几个字，欢迎同学在课后去向他提问。陈化东教授讲课时，话语生动有趣，常常会引发同学们的笑声。有一次，李宗明教授讲胃病时胃黏膜的变化，走到讲台边上用手抚摸着幕布说：“像天鹅绒一样”，这个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林兆耆教授在讲肝硬化时，双手放在背后，在讲台上一边左右来回踱步，一边大声地讲：“第一点……第二点……”，一直讲到“第十六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我们用的教材，是由各个教研组的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没有教科书。多数课程的讲义经学校印刷厂印刷成册后发给学生，如果少数课程的讲义还没有全部完成，只能在课前先发活页讲义。所以我们学生在听课时都像速记员一样认真记笔记。有时写得稍慢了些，漏了几句话，下课后就找同学对笔记，把缺的地方补上。实际上，老师们的讲课内容是他们多年教学和科研实践的结晶，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同学们对笔记都十分重视，而且那时学校图书馆能供学生看的参考书很少，因此记笔记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手段。所以当时同学中流行一句话：“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有的同学还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考试背笔记”。后来，有一批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教科书出版，但和老师们课堂讲授的内容并不能很好地配合，所以大家看得不多。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国家的医学教科书陆续出版，最引人注目的是沈克非教授主编的《外科学》，那本书很厚，用的纸张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好的，大家称这类书为“枕头书”。我在学校的新华书亭看到这本书后，立刻就买了一本。1959年我毕业时，徐丰彦教授主编的《生理学》和李亮教授主编的《生物化学》刚出版，我就把这两本书作为我报考生理学研究生的备考用书。
▲ 教材
上大课主要任务是听讲，而上实验课就要动手了。在实验课上，带教老师除了指导我们怎样做实验外，还都反复强调做实验必须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要注意操作的正规性，严谨地处理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严肃地对待实验动物，还反复提醒我们要爱护仪器设备。如规范地使用显微镜、分析天平，正确地清洗试管和节约用蒸馏水等。后来在学习外科手术学时，带教我们的郁解非老师对我们学打结、持止血钳、持手术刀等操作要求十分严格。同学在操作时，他在各组同学中巡回观看，手中拿了一把很大的止血钳，看到同学有操作不合正规的地方，就立刻把手中的止血钳指过去，要求同学重新操作。
▲ 基础医学部学生在做实验
考试
那时很多老师会在下课前5到10分钟让学生拿出一张纸，做一道测验题。在实验课上，老师也常常会先让我们做一道测验题。有时我们没有很好准备，答不出测验题，就知道自己该怎样努力了。
前面我提到过，从我们那届开始，期终考试是采用口试的方式，按次序逐个进入考场接受考试。我们先在准备好的考签中任意抽取一份，每份考签中有三道考题，第一道是大题，要求学生答题时充分发挥，另外两道是小题，只需一般回答。学生在抽取考题后先到准备室内准备40分钟，然后进入考场接受考试。考场中有两位老师，通常一位是讲课老师，一位是实验带教老师。每名学生口试的时间是20分钟。学生用口述的方式回答考题，有时也可使用黑板书写。一般老师都要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追问，然后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当场给分。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主考老师认为学生的回答很好，但还不够十分满意，评分在4分和5分之间，这种情况下，主考老师可以再临时出两个题目，让学生当场回答，如果答得好，就可以给5分。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本“记分册”，口试前把记分册交给主考老师，老师评分后当场在记分册上写上分数并签名后，再把记分册交还给学生，口试就结束了。
▲ 记分册封面
▲ 记分册
很多同学都觉得口试的方式很好。在口试中，主考老师可以较深度地了解学生对考题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还可以知道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表达能力。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也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如果抽到的考签恰好是自己掌握得不太好的部分，那么得到的考分就比较差了。从学校的教学安排来说，教师的工作量非常大，必须出许多考试题，还要求每张考签上试题的难度相当。另外，口试所需要的时间太多，一个班级60人，如果一门课程的考试设两个考场，也要花一天半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更何况我们那届有480个学生。所以后来学临床课程时，考试就以笔试的形式进行了。
那时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一个学生期终考试各门课程都得5分，同时，品德操行的评分在“乙等”以上，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各项测验也都及格，学校就会给予“优等生”称号。我很幸运，在二年级时曾经得到过这个称号。
课外活动
那时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要全面发展，所以我们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的文体活动。
学校规定学生除了品德和专业课程外，在体育方面，还必须通过“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一级）的体育测验标准才能毕业。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半后，操场上总是有许许多多学生在锻炼。体育测验在力量、速度、弹跳、耐力等方面都规定了及格标准，所以学生们常常针对自己的弱项加强锻炼。
▲ 学生劳卫制授奖大会
推广“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是大众性的体育普及活动。除此之外，学校还专门组织了一部分学生参加射击和摩托车骑行训练。我参加了射击组，学习小口径 步枪射击。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施慧芳参加了摩托车组，她成绩很好，经过专门训练后，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比赛。女子垒球队也是一支具有传统特色的高水平球队，连续多年保持在国内一流队列。还有赛艇队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贾瑞菊老师就是当年女子赛艇队的一名主力队员。我还记得，当时赛艇队在全国比赛中获奖后，舵手廖崇先向全校同学报告了船队训练和比赛的情况，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
▲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赛艇队训练、摩托车训练、射击训练
在文娱活动方面，学生组织了许多社团，有歌咏团，舞蹈团，话剧团，诗歌朗诵团，京剧团，越剧团，评弹团，乐器组还有西洋和民族乐队等。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参加了社团，如钱熙国（话剧团）、华炳春、邱维勤（京剧团）、余永真（越剧团）、李守义（评弹团）、黄伟民（国乐团）、杨茂材（西乐团）。我曾参加过舞蹈团，但发觉自己缺乏舞蹈天赋，后来就慢慢喜欢上了朗诵。每个社团都有专人负责组织工作，定时安排各种活动和演出。诗歌朗诵组的负责人是四年级儿科班的张安中，她的组织能力很强，常常在大礼堂举办诗歌朗诵会。除了朗诵，还经常邀请演员来学校表演。演出前，他们先在大饭厅门口贴出海报，每次演出时大礼堂都挤满了观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著名演员冯喆的表演，他站在幕前，双手做抱着一个孩子的姿势，亲切、温柔地念白：“好孩子，乖乖地睡吧，睡得乖乖儿的，啊……”那一声“啊”特别感人，赢得了全场观众的一片赞叹。
▲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排演越剧“西厢记”、排演黄梅戏“夫妻观灯”、排练扇子舞、排练舞蹈、利用课间排练舞蹈
我们每周六晚上都要举行周末舞会。起先舞会安排在几个比较大的教室举行，后来新大楼（今7号楼）建成了，大楼中部三层楼各有一个大教室，铺了磨光水泥地面，就成为了大家向往已久的舞会场地。二楼教室是主要的舞会场地，挤满了人，跳舞好的同学都在那里。三楼舞场是初学者的场地，不太拥挤。底楼教室则是同学们学习跳舞的地方，人就很少了。那时学生会和团委都要求大家踊跃参加舞会，以此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增进友爱情谊。团委为此还召开全校的班干部会，班干部纷纷在会上表示一定做好动员工作。记得三年级的一位女生上台表态说：“我们班级保证百分之百参加”。她说的是上海普通话，她把第二个“百”字发了“八”的音，引起台下一阵笑声，她在台上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大家为什么笑。我们医学院的特点之一是女生比较多，而上海交通大学则女生很少，所以交大学生会常常到我们学校来贴海报，邀请我们学校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去参加他们的舞会，这也增进了校际之间的交流。
新年到了，学生会在大饭厅举办迎新舞会，舞会的场地就大了。大家兴致极高，准备跳个通宵。新年钟声敲响时，从舞台的幕后走出一位“圣诞老人”。他背着一个大口袋，走到前台，对大家说：“同学们新年好！今天我从西伯利亚飞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迎接新年到来……”我们在舞台下，从说话的口音特点猜圣诞老人的扮演者。圣诞老人说了几句，就把面具拿下来，果然是尊敬的颜福庆院长，大家立刻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接着颜院长告诉大家，上医要迎来大发展了，枫林桥北堍和学校新大楼北面都有一块地将划为上医校园，斜土路南面也将要建造一座新的肿瘤医院，把原来的镭锭医院搬过来。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掌声不断。（注：后来国家计划把上医搬迁到重庆，所以这个规划就没有实行，但肿瘤医院还是建起来了。）
课外活动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组织学生科研兴趣小组。其实，当时学校的科研条件是很有限的，组织学生参加科研兴趣小组，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让学生学习和了解什么是科学研究，以及怎样进行科学研究。而活动的主要内容，则是确定一个研究课题，寻找和阅读参考书，写一篇书面报告（读书心得），并在兴趣小组的同学中宣讲。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可以得到一张教师阅览室的阅览卡，能进入教师阅览室看书。我参加了微生物学的兴趣小组，在高骥千老师的指导下查阅了几篇有关伤寒杆菌带菌者的研究报告。走进教师阅览室，我才知道原来图书馆里有这么多的书，原来可以读和需要读的书有这么多，才体会到为什么人们常常说“知识的海洋”，也真正知道自己的知识只是沧海中的一粟。我认真地写了一篇读书心得，也在兴趣小组做了报告。这些活动，现在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在当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帮助，让我们懂得了不但要追求知识，还应该创造新的知识。
▲ 查阅资料
上面说的这些故事，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的变迁，真是天翻地覆。现在的上医，校园占地虽然没有扩大多少，但校园环境、楼宇、装备的先进性和现代化比几十年前不知优越多少倍。各个附属医院的规模和医疗科研水平更是日新月异，学校师资和学生的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新的提高。
▲ 1959年秋姚泰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实习
▲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1958年合影，左起: 孔本瞿，崔闻华，潘孝仁，姚泰，李志善，金绍国，朱世能、1958年初甲班同学在大草坪合影、1959年班上部分同学在中苏友好大厦前合影、1959年在长风公园、1959年夏班上部分女同学在长风公园
回忆往事，是为了能更好地反衬当前，珍惜当前，但又不满足于当前，以更大的步伐前进。现在上医制定了宏伟的建设和发展规划，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同心协力，奋发实干，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本文作者姚泰系上医1954级校友
文章来源于“复旦记忆”公众号
本文编辑：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