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邵丙铣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邵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感恩，是我在复旦学习和工作的动力源泉
邵丙铣
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固体专业，1964年在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研究生毕业，1965年留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半导体器件、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设计，发表80余篇论文，合著《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原理与应用》《MOS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等著作，曾多次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在美国和德国的知名机构进行过研究访问。
1956年，我踏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大门，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年头，是党和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年。当时的我年仅十七岁，有幸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
我在中学时期各科成绩优异，毕业于复兴中学后，我报考了大学，也取得了很高的分数，但却没有学校愿意接纳我，迟迟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因为我的“出身”不太好。当时，我的同学们纷纷收到了北大、清华的通知书，而我在家中焦虑地等待着。我的学校团委书记对我关怀备至，他主动帮忙去查询我的通知书为何迟迟未到。不久后，我终于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复旦大学正逐渐在高校之中崭露头角，我对复旦充满了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复旦大学的接纳，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尽管当时的学习条件艰苦，但我通过自学和不懈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感恩，是我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动力源泉。
邵丙铣教授在材料科学系2022级本科生迎新大会暨开学第一课上讲课
我在半导体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始于1958年，当时我们不仅需要专注于书本知识的学习，还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尝试制备二极管。在那个时代，半导体材料和单晶极为稀缺，锗材料甚至是从北京远道运来的。谢希德教授是我的导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她是新中国首位女性校长，还是上海市政协主席。她参与编写了多部关于半导体物理和固体物理的著作，我十分感恩和怀念谢希德教授。
1956年，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与当时未满周岁的儿子深情告别后远赴北京，和北大的黄昆教授一同主持工作，开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之路。
1964年毕业后，我经历了下乡劳动等阶段。1969年，我们在半导体二极管的基础上，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研究。当时的集成电路多为混合式，后来随着平面技术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单片式。平面技术利用硅材料的氧化层——二氧化硅来掩蔽和保护杂质，通过光刻技术在硅片上绘制线路。到了70年代，我们与工厂合作，出版了第一本教科书，并招收了一批研究生。80年代，我们材料系获得了上亿元的经费，参与了联合国的项目，建立了国家微分析中心，购置了大量先进的大型设备，为全国的芯片工厂提供分析服务。
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我们进行了逆向分析，即将芯片拍照后拼成大图，然后分析每个电路中的元件和线路。我们还深入研究了芯片的材料和厚度等详细信息。美国的英特尔等大公司也有类似的部门，华为等中国公司也开展了这类工作。我们拥有众多分析设备，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微电子分析。
“新老教师共话‘育人初心’”
——材料科学系新老教师共聚一堂论发展（右四为邵丙铣教授）
我认为，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同学们对培育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应该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感恩能够激发我们的动力。大家要努力学习，打好基础，尤其是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尽管我后来专注于半导体物理的研究，但这些基础知识对我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同时，还要注重感激和孝顺父母，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创造条件，以期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供稿：邵丙铣
协助：材料科学系
编辑：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