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踏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的青年助教，到如今86岁依然活跃在全国疑难肝病会诊的学界泰斗，胡锡琪的一生与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紧紧相连。
20世纪80年代，他首次发现乙型肝炎是T淋巴细胞伸出伪足攻击肝细胞，为国内提供了乙肝“免疫损伤”的病理学依据；他在分子病理层面揭示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的相关性，又牵头完成婴幼儿肝炎肝硬化与肝癌系列病理研究，两度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直接回应了我国肝癌高发的现实难题；他更提出国际关注的首个药物性肝损伤（DILI）病理诊断评分标准，推动临床诊治走向规范。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顽疾“肝病”上不断开拓，为人民健康、为国家防治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他的科研与教书育人轨迹，如同显微镜下的切片，清晰折射出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脚步。
缘结病理，前辈风范铸根基
1964年毕业分配时，一句“基础部需要最优秀的学生”，让胡锡琪迎来人生转折。“能留在基础部当教师是特别光荣的事。”他至今记得，当老师询问志愿时，自己毫不犹豫选择了病理教研室。报到那天，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教研室名单上，胡锡琪激动得彻夜难眠。
初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一级教授谷镜汧的言传身教成为他终生的标尺。“谷老是我们病理课本的编写者，相当于现在的院士。”胡锡琪清晰记得，每个新老师的第一例解剖，他都会亲自带教，将从德国习得的技术“拷贝不走样”地传授。这位留洋归来的前辈，用极致的严谨诠释着“求实”二字，也让胡锡琪深刻体会到，上医的校训融在每个操作细节里。
谷老还为他打开了科研之门。上世纪50年代，响应毛主席“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谷老带领团队深耕血吸虫性肝病研究，“谷老常说，病理研究要‘跟着临床走’，病人的痛苦在哪里，研究就扎根在哪里。”刚报到不久的胡锡琪被谷老带到肿瘤医院肝癌病房，跟随临床医师查房三个月，而这句教诲也成为胡锡琪科研路上的指南针。
深耕肝病，临床病理探真章
1979年，全国肝癌协作组成立，胡锡琪作为最年轻的成员担任病理协作组秘书，负责联系全国12个单位联合研究，这份工作让他全面接触到肝癌研究的前沿。同年与儿科医院肝穿刺诊断的合作，让他有了突破性发现。在研究儿童肝炎时，他提出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成人肝炎、肝硬化会发展成肝癌，孩子会不会也这样？”查阅全国500例肝癌病例后，他在12例儿童肝癌患者中发现10例有肝硬化背景。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一例特殊病例：一位4个月婴儿被诊断为肝母细胞瘤，但其手术切除标本的非肿瘤肝组织却有肝炎肝硬化背景——这与“5岁以下肝母细胞瘤无肝硬化”的常识相悖。胡锡琪通过特殊染色，在肝细胞中检测到HBsAg，最终将其确诊为乙型肝炎肝硬化HCC。他据此对1956至1993年儿科医院1岁以下19例婴儿肝母细胞瘤进行复查，其中3例有乙型肝炎肝硬化背景，被纠正诊断为婴儿乙型肝炎肝硬化HCC。根据这一系列发现，他发表研究论文，从病理角度揭示HBV宫内感染可引起胎儿肝炎肝硬化、出生后演变为HCC，强调阻断HBV母婴传播的重要性。
授业传薪，三尺讲台守文脉
“老师课前要准备一桶水，课堂上只要舀出一瓢水。”应越英教授的这句话，胡锡琪记了一辈子。刚当助教时，谷老要求他重听所有基础课。“第二次听课，我不再是学生，而是琢磨怎么让学生听懂。”他至今保留着当年的讲义，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修改笔记，“授课讲稿要年年更新，紧跟学科发展；上课前必须复习讲稿，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备课他已经坚持了数十年。
担任基础医学院院长期间，他定下铁规矩：“再忙的教授也必须上讲台。”当年生理教研室
因部分教师出国面临师资紧缺的状况，他亲自请时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的姚泰教授回来授课：“上医的教学质量，就靠教授们把讲台站牢。”胡锡琪70岁退休前坚持每年给本科生上大课，退休后仍活跃在教学一线。他连续主持了5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肝脏疾病临床病理新进展学习班，为全国培养了大量亚专业肝脏病理医生；与张文宏教授合作编写《胡锡琪图解肝病》，汇聚了他半个世纪肝病病理研究的权威成果。
矢志不渝，医者初心映千秋
有一次，为了准时参会与同行分享肝病病理的最新研究成果，83岁的他冒着瓢泼大雨，先乘公交再步行至静安寺会场，每一步都充满挑战。“医生和老师，都得守时、守信。”当白发老者站在会场中央，他的眼神清亮有力，写满了对病理事业的执着。
胡锡琪常对学生说：“做医生要一辈子读书，紧跟前沿；做老师要一辈子教书，把根留住。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得在切片里、在课堂上、在病人床边一点点做。”如今，全国各地的疑难切片仍源源不断寄来，80多岁的胡锡琪还在坚持为全国疑难病例会诊。
胡锡琪的人生，始终围绕着“肝病”与“育人”两个关键词。当年轻的医学生捧起他的书，看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一位病理学家的“五老”精神：病理为镜，照见疾病真相；初心为炬，照亮后辈征程。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事业与医学发展最生动的注脚。
关工委基础医学院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