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张汝伦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张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张汝伦：天真、较真、认真
张汝伦
1953年生，上海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中西思想史比较哲学、政治哲学，代表性著作《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存在与时间〉释义》《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等。开设“《论语》导读”“德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论语》导读”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曾获评复旦大学教学名师、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等。
平凡的生活最熬人，但哲学是给做梦的人看的
1970年我去了安徽淮北太和县农村插队。在那里我了解到了真实的中国，至少是一部分，和我在城里的印象不一样，那里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猪狗不如”；其次当然是磨炼了我的意志。现在的家长都要培养孩子，其实，知、情、意三者中，情、意远重要于知，意多半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在农村，除了讨饭没干过外，我们都经历了，所以，那代人，不仅仅是我，熬过来的就是成功的，放弃的就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戏剧性场面，既没有坐牢，也没有结识贵人，就是日复一日枯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往往日常生活，平凡的生活最熬人。
那一年下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雨，超过100毫米，淮北平原是一马平川，水慢慢地一寸寸从河里涨起来，我们跟着老乡朝六七里外的大堤蹚水前行，回望时，田地和村庄连成一片，地标建筑没有了，泥糊的房子都塌了，水退后，给牲口盖房子是第一位，因为那是生产资料，我们知识青年要想有个遮风挡雨处，就和牛住在一起，就这样，我住了近一年，在那里，我看了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等。那个年代读书肯定是没有用的，也曾有人让我学个瓦工等手艺活可以养活自己，我没有，我还是看书。我儿子是用现代人的思维问，为什么要看无用的东西，就像现在学生不学无用的东西。因此，哲学是除了日常生活外，陪伴我青春的一部分，我就是做农民，也会去看它，哲学是给做梦人看的，给理想主义者看的。
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仅仅拼智力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人的审美趣味、好恶感的培养也是与研究哲学相通的，对人性的了解，伟大的小说不一定比哲学书差，我记得曹锦清就说过，韦伯说的东西《卡拉马佐夫兄弟》全说到了。
当老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事
对我来说，当老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事。这一方面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师”被看得很高。“天地君亲师”，师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我小时候，社会上很流行这样的舆论，那就是好的老师对学生的一辈子有很大的帮助。“误人子弟”是对人很严厉的指责。人们痛恨那些误人子弟的老师，因为不合格的老师耽误了一个学生的一辈子。这样的老师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自己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来自己进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想要从事学术工作，大学确实是个合适的地方，就这样当了老师。
传道、授业、解惑
一个大学老师首先应该符合韩愈所说的三条标准，“传道，授业，解惑”。这对老师来说是很高的要求。可能暂时达不到或不能百分百做到，但不能对这三个标准有任何怀疑，应该努力要求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第一点。第二是货真价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自己应该是称职的、敬业的。他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另外，他的课程的唯一目的是学生。他最大的快乐不是评到了什么职称或得到了某个荣誉称号，而是他培养的学生真正进步了，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老师应该以育人为目的。最后一点，教师自己的品行也要端正。
总的说来，老师不能让学生太失望。应该让学生认为，碰到这个老师是三生有幸，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看回忆录时，很多人哪怕是到了暮年，还在怀念少年或青年时期遇到的好老师以及这位老师对他产生的关键影响。在几十年以后，学生还记着自己的某堂课。某个意见对他还是有帮助的。老师应该把这一点当作衡量自己是否是好老师的标准。外在的东西不是很重要，也不一定很客观。所以不要太放在心上。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通过老师的教育，学生的确得到了提高。学生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觉得这个假不了。几十年以后，老师可能已经离开人世。学生还记得这个老师。这样的话，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老师的生命在学生的身上得到了延续。这是做老师最光荣的、同时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备课：日日新，又日新
我把上课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出工。我知道每次课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在课程结束时，我会发现一些问题。另外，从上一次开课到现在，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必然会有所推进。因此，我对具体的上课方法和讲课的内容作一番调整和改进，这是自然而然的。每一届的同学都是新的。我和他们还没有交流过。给他们上课时，必须认真对待，根据我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与看法来上课。所以我并不认为对讲课内容的更新是负担。每一次当我完善教学内容时，我心里很开心，觉得自己提高了，原来不妥当的地方得到了改进等。这是很愉快的过程。
我将来很愿意拿我的笔记出来展览，每一门课都不少于10万字。即便是再上一遍，也是这样，我在不断从学生的作业中做调整，也有我新的认识，所以，有几个学生连续两年来听同一门课。我自己告诉自己：这门课，我尽力了。我在德国留学时，两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一个教授能开十几门课，但是没有重复；有的学生不上完老师的这门课就不毕业。这是我想做到的。中美大学校长研讨会上连续几年的信息都是说，本科生差距不大，研究生有距离，国外学者备课本就是一本书，我们这里凤毛麟角。我现在的课已经开放给全市了，那些在投资银行的成年人倒是非常执着，每周都来；有个孕妇也从莘庄赶来，我倒很不好意思。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年他在北大教书，教授太太们赶来听他的历史课，搞得爆棚。比比前人，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只能长叹一声了。
印象深刻的二三事
在我的学生时代，让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王玖兴先生。他从来不会和我谈任何庸俗的事，不谈如何博取人世的功名和富贵，如何在学术圈长袖善舞，搞好各种关系等。每次谈话都让我知道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怎么当，自己追求的境界是怎样的境界。他从不说直接的教训，比如“你要怎么怎么样”，而是通过很随意的聊天来给人启发和教育。听他谈自己的事情，谈师友之间的见闻和经历，我都会得到很多的启发。现在这样的人极少。他是一个非常正派、正直的师长，让我非常佩服。
还有一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真情，让我感受到学生对老师的真正的热爱。上海有一年爆发了甲肝。当时很多人鼓吹板蓝根能够预防甲肝。一时，市场上板蓝根都被抢没了。后来，有一天傍晚，有人敲我宿舍的门。那个学生自我介绍说他是经济学院的学生，家在山西。他的家人听说上海爆发甲肝，让他回家一趟，回去拿板蓝根。刚好他姐姐在当地的卫生所工作，拿到了很多板蓝根。结果他把从家里拿来的板蓝根全给我了。我就问他“你怎么办？”，他说“张老师，我年轻，我扛得住。”说完，他头也不回就走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来得及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觉得这是发自内心对老师的爱。这个学生无求于老师。他并不是哲学系的，是经济学院的，只是之前听过我的课。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好成绩，不是为了让我当他导师，甚至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名字。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是我从教三十年印象最深的事，让我觉得做老师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