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刘放桐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刘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解放”之路
刘放桐
1934年出生，湖南桃江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1961年起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晋升为教授，先后被评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和文科特聘资深教授，1986年起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为《现代西方哲学》系列。其他主要著作有《实用主义述评X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探索、沟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等。
01
好奇的念头促使我走上哲学研究道路
我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后只断断续续读过两年中学，大部分中学课程靠自学完成。1950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湖南大学经济学系。最初的兴趣是数学和物理，但读经济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最初接触哲学是上了湖南大学经济学系开设的哲学课程，由此对哲学产生兴趣。促使我从经济转向西方哲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是，1954—1955年那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指责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促使我萌发了具体地学一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念头。出于好奇，我想办法找到了几本解放前翻译出版的西洋哲学史和胡适、杜威等人的几本原著，由此产生了想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学的愿望。
02
那时进行西方哲学研究，需格外审慎
1956年底，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就此正式走上西方哲学研究的道路。导师是何思敬，我最初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重点是古希腊罗马哲学。1959—1960年人大哲学史教研室要编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我和一位青年教师负责收集五四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材料。印象较深的是1957年初，北京曾举办一场围绕哲学史方法论的学术讨论会，不少学者积极参与并发表了见解。然而随着当时学术环境的变化，一些原本正常的学术探讨后来受到一定影响，部分观点也受到质疑。
1961年初，我来到复旦大学工作至今。全增嘏先生当时正在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当时其他大学都未敢开。我因为曾接触过现代西方哲学，先做这门课程的辅导，一年后，他把这门课程的教学和建设任务全部交给我，由此我正式开始建设这门课程。我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定大纲，再编写讲义，并在此基础上编写教材。
当时进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需要面对一些特殊的环境。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在当时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体系，需要特别注意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其次，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到了1964年，我已编写出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1967年前编写出一本较为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但是，随后的社会环境变化使这项工作暂时中断。
03
新时期到来，我预见到西方哲学会迎来复苏
社会环境恢复正常后，我预见到现代西方哲学这门学科迟早要恢复，因此立即开始恢复这方面的工作。到1978年我已有了约40万字的书稿。我将其寄给了人民出版社并被接受。在一些朋友的参与下，1979年全稿50多万字大体完成，被教育部选定作为全国统编教材，1980年召开审稿会，1981年出版。尽管这本书在后来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我知道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仓促写成的，有的我不熟悉的流派是请别人写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对实用主义的大讨论。当时我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舆论对实用主义评价上的偏向必然影响到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实用主义相对而言是要求革新和进步的流派了，如果对实用主义能有一个较客观的评价标准，那么其他派别的评价标准就不难解决了。
1986年我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了全面质疑。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在发表后并没有招来批判。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批判的准备，准备了大量的材料来回应。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于1988年在四川成都举行了全国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后来研究实用主义的学者大都把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当作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04
80年代后，我开始对这部教材做些修订，尤其是书中需要更新的那部分
我们在1984年就准备对这本书修订，但修订本一直拖到1990年才出版。《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的成功使我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时能较大胆地抛弃简单否定的旧的批判模式。例如不再以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等旧框架来介绍各派哲学并以此为它们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这个修订本存在的不足，我们在出版时就认识到了，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做新的修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2000年出版。《现代西方哲学》先后出了三个版本，差不多每十年做一个修订，1981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对恢复我国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了某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作用；1990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则突破了旧的评价模式、在求实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一步。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则力图把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高到马哲研究相结合的阶段。
05
“马哲”与“西哲”的对话
我长期的一个想法就是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为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连续好几年没有发表文章。一直到1995年，我尝试性地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刊物上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一文，以探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容忍度。后来，我在此基础上另写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一文，并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发表，第一次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的权威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挑战。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上的一定的突破。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马哲界和西哲界的专家就已经筹备召开双方的对话会，但由于干扰，最后未能进行。一直到2000年，我建议以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名义举行这样的对话会，最后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2001年，终于由复旦大学承办并在上海举行。高教系统马哲和西哲界最有代表性的专家几乎都参加了。由于会议主题为双方专家多年来所密切关注，大家都能打破禁忌，畅所欲言，因而开得很有成效。大家就如何既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又对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如何恰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很大的共识。这次会议可以说成了我国马哲和西哲比较研究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我国哲学界的热点问题，我国马哲、西哲比较研究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