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闻玉梅院士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闻院士表示敬意和谢意。
闻玉梅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57年留校任教，发现我国乙型肝炎病毒的多种变异株，研究其生物学特性，并系统阐述了我国乙型肝炎病毒持续感染的机理。1988年提出对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免疫耐受性的观点，并研究了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策略。设计了有创新性的乙肝表面抗原-抗体复合物型治疗性疫苗，曾进入过三期临床研究，被认为是研制治疗性疫苗的开拓者之一。获国家发明专利两项。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及部与省、市级科技进步奖等共九项。主编中英文专著六部，其中1992年出版的英文专著 ——《中国的病毒性肝炎：问题与控制策略》一书由国外出版与发行。已发表论文300余篇，培养博士生16名及进修生多名，多数均已成为学术骨干。1999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做老师，是我从小的愿望。读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同学来问我问题。由于英文比较好，我在圣玛利亚女中读预二时就开始给初二、初三的学生补英文，有一次下课，一位我帮忙补习的学生家长送给我一块衣料，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同学的答谢，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喜欢教人家。
中学毕业，我没有报考师范，而是想先学医，再做教师，做医学的老师。大学毕业时，我和班上很多同学一起准备考副博士研究生，但绝大多数人报考了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我考医学院的研究生。当时有同学跟我开玩笑问“为什么不考科学院要考医学院，你将来就是做教书匠。”我说：“我就愿意做教书匠”。因为跟年轻人在一起，一班一班的从我这里走出去，我就很有成就感，我这辈子做老师，下辈子也要做老师，特别喜欢做老师。
高中毕业我17岁，我妈妈充分尊重我的意愿。我说我第一个想学医，学医我就填上海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二个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如果新闻系考不取我就上复旦外文系，因为我外文好。我们当时听到很多宣传，觉得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非常不容易。抗战时期上海医学院一分为二，一部分在沦陷区，一部分在重庆歌乐山。到重庆的上海医学院的教授们一律不开业，他们开业可以赚很多钱，但上海医学院规定教授们只在医院里看公费的门诊，而且都是特别有名的教授，比如颜福庆。这种爱国之心是潜移默化的。
闻玉梅与母亲桂质良教授
我始终认为：一个老师的责任是什么? 是点燃学生心中的火。学生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把火。老师只要引导，只要点燃他们，以后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发挥。我特别喜欢青年人，给他们点一把火，让他们心里的火燃烧起来，这就是我的希望。
真正成为教师后，我才慢慢体会到老师的职责不单单是传授，更重要的是启发。每次上课，我都在想怎么启发同学提问题。每年上课我都会重新备课，我给本科生第一堂课一定要吸引对微生物学的兴趣。微生物特别琐碎，我读书时最不喜欢微生物，我喜欢病理、药理讲道理。微生物似乎没道理，但是微生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知道跟你最亲密的战友是谁吗? 就是微生物。
闻玉梅院士给基础医学院的400多名师生作题为《医学微生物学的魅力》的专题讲座（2023年5月11日）
我在做学生时，谢少文老师经常鼓励我提问题，于是我养成了抢提问题的习惯。在教学中，我发现培养学生提问题其实并非易事，有的学生害羞不敢提问题。起初，我经常给学生提问题，后来，我让学生自己问问题，但学生不喜欢问问题，怎么办？我就设立了一个最佳提问奖，要求学生一定要提问，到年终的时候评一个最佳提问奖。这样，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上课时都踊跃提问。在我给过的最佳提问奖中，有一个是关于溶菌酶的问题:当时做大肠杆菌DNA分析要用到溶菌酶，大肠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溶菌酶是对革兰氏阳性细胞壁产生作用的。有个学生就问:“既然大肠杆菌是革兰氏阴性菌，那为什么在处理和提取DNA的时候用溶菌酶?”这个问题，我至今还记得，这说明学生懂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思考，提出很好的问题。
与学生讨论
我一直记得谢少文老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会培养聪明学生的老师不是一个好老师。要做一个好老师，就要使每一个经过你培养的学生都有提高、都有进步。不要讨厌一些你认为不聪明的学生，要有耐心，要了解他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感情、心灵上的沟通。”我们要想学生会碰到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来帮助他们实现跨越。
闻玉梅院士和学生
我喜欢出难题，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有一次课上，学生对我说:“老师，你这个题目提得太难了。”我说:“我觉得一点都不难，正好可以让你们好好思考。”我相信教学相长，有时学生提的问题对教师也很有用，一是可以考察教师有没有讲清楚，二是可了解学生考虑的热点是什么，此外，也可能是老师不能回答的问题。
我经常跟学生说，不要被动地听，而要思考老师讲得有没有道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这样我们做老师才有味道，否则就是照本宣科。我每年上课的讲稿都不一样，因为每年都有新的思考。我主要研究乙肝，但我不喜欢只讲乙肝，我喜欢讲持续性感染，乙肝、艾滋病和反复发作的疱疹病毒都是持续性感染，通过讲持续性感染的共同规律，让学生去“悟”。教师只有不断地往前看往前想，才会有创新思维。教师有了创新思维，才能带动和启迪学生。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学生心中的火种。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教育的责任就是启迪。
西南联大为什么办得那么好，靠的是大师办大学。我们的教师要多朝大师的方向去发展，再培养学生，让学生超过我们。这样的教育就有意思，也实现了教育的真正含义。
闻玉梅院士在实验室
今后的国力竞争主要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在医学知识大量积累与更新的时代，本科教学应凝练出启发性与规律性的内容，不要为学生“加压”，而是应为他们“加油”；在方式上，应将一味被动听讲转为主动学习。除了讨论式，还要加入参观人体馆、病理标本馆，旁听病例讨论，做一天导医等多种方式，加强教育改革。不仅要压缩学时，促进基础与临床学科间的融合，还要注意医学的人文内涵及其社会性。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首先要提高导师的认识，导师的责任是为国家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而不是完成课题的助手。作为研究生，必须从完成一篇SCI的论文中解放出来，要敢于创新、敢于失败。这就需要对研究生制度作一定的改革，以扩大博士生的学习范围，采取更灵活的学制，而不是以发表SCI论文作为授予学位的唯一标准。
青年人都有理想、有抱负，但他们缺乏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就需要导师倾注心血，从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全面关心。我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时刻想到学生，要及时地了解他们的困难、考虑他们的所需。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改善了很多，但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难处。如何让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仍能不忘初心，实现理想？我们要多为他们着想。
2013年，在闻玉梅院士80岁生日当天，她与丈夫宁寿葆教授捐赠人民币50万元发起成立“一健康基金”，多年来，闻玉梅院士默默无闻地为基金持续注入善款，截至2023年3月，共获得校内外个人和团体捐赠共142笔，累计金额逾1100万。目前，常规年度奖励中包含优秀本科生奖、优秀研究生奖、优秀教师奖。另有《微生物与感染》优秀论文奖、病原生物专业新生奖，以及2014年度为奖励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专家设立的特别奖，2020年度为奖励抗击新冠疫情设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奖。十一年来，获奖师生几乎覆盖了上海医学院所有院系专业及临床医院，图为“一健康基金”颁奖仪式暨基金成立十周年庆典合影
闻玉梅著 我的乙肝情结（复旦大学出版社）
我是一个步行者，所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且经常会遇到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和十字路口，经常面临抉择。尽管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只要目标明确，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我始终认为，路不是天生有的，路是靠人走出来的，如果你愿意走这个路，你就不要怕困难，这就是我的哲学。
作为“步行者”，我想送给青年学生三句话：没有人走，路是没有的；看老地图走不出新路；走好你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书写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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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高晞 钱奕冰 朱霓虹 武士龙著.步行者：闻玉梅传［M］.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126-141,有删减
［2］闻玉梅著 我的乙肝情结［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3］书香上海：好书·推荐 | 闻玉梅：为了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4］新民周刊 闻玉梅院士：从我的成长谈今天的教育
编辑：韩 佳 郭福英
鸣谢：王兰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