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离退休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离退休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王文澄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王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教与学并重，在立德树人中成就自己
王文澄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系主任，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及光科学与工程系的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光学学报》副主编等职。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超高真空环境下的表面吸附分子非线性光学效应研究，第一完成人)；199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表面、界面及超薄膜非线性光学效应，第一完成人；多孔硅的制备与发光机理，第四完成人）；2000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有序分子膜及其他二维结构的光学非线性研究，第二完成人）；2001年获上海市育才奖。
文章刊登于2022年2月27日《复旦》校刊
教学侧重于言传，科研侧重于身教，两者相辅相成。
1978年，复旦大学组建“现代物理研究所”，我工作的“激光物理研究室”就是该所下属的一个研究室，教师既要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也要承担科研工作。我曾负责“激光汉字发生器”的研制工作，这是一项由国务院四机部下达的科研任务。其中“声光偏转器”是个核心部件，为此我设计和完成了一项关键技术——真空镀膜压铟粘结技术。这项技术在当时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及北京工业大学都曾派人到我们实验室来学习这项技术。1977年，“声光偏转器”已达到原定的器件性能与指标。1978年整个项目作了总结，并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宽带声光偏转器的设计与研制》，投稿到《复旦学报》，于1979年正式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在学报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虽然我以前在一般性刊物上也发表过几篇文章），这篇论文曾被国际EI索引刊物收录。
1978年，我从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和校科研处申请到一个研究项目：非线性光学晶体倍频系数测量。学校给了我们研究组两万元人民币的经费。当时，我们实验室没有进口的激光器，为了这个项目，我们要自己动手建立两个关键实验设备：声光Q调制 YAG脉冲激光器和脉冲信号积分器（BOXCAR）。前者由我为主完成，YAG晶体棒是购买的，光学谐振腔的加工、抛光和镀银膜由工厂外加工，高反射率镜片由本实验室的镀膜组加工，光学调节架由本校金工车间加工，我室线路组夏绍丰老师安装了声光调Q电源，最后由我们组装和调试，并获得1.06微米波长脉冲激光输出。前后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复旦装备了第一台可用于实验的Q调制YAG固体激光器。
我室的夏敬芳老师设计、安装和调试了一台可用的脉冲信号积分器（BOXCAR）。我们就是用这些自制的设备，完成了由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生长的偏硼酸钡（BNN）晶体倍频系数的测量。我们采用的测量方法称为“相位匹配比较测量法”，以KDP晶体的倍频系数为标准，去测量BNN晶体的倍频系数。我们测出的结果与美国在刊物上发表的数据相一致。1980年我们总结了这项工作，写成一篇学术论文《晶体非线性系数测量和BNN晶体的非线性光学性质》，先在国际激光会议上报告，并于1981年在《光学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
1982年，中国科学院试点建立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制度（第二年国家就建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一年由我执笔写了一份项目名称为“表面与界面的线性和非线性光学效应研究”的科学基金申请书。当时我的职称还只是讲师，不利于项目的申请，因此项目申请人改为我们研究室章志鸣教授。这个项目当年获得批准，研究经费为十万元人民币，分三年（1983－1985）执行。在这项基金的支持下，我们科研组开展了“贵金属薄膜和LB膜的ATR谱及二阶非线性光学效应”的研究，并招收了我组的第一位博士生。采用这一实验方法，我们测得了单个脂肪酸有机分子的二阶非线性极化率。与这一工作相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84年中、英版）上，还第一次在国际性刊物Optics Communications，1985年（《光学通讯》）上发表。
1982年暑假期间，我第一次到香港参加国际光电子学（Opto-Electronics）讲习班（Seminar）。讲习班地点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内，为期两周。讲习班有四位主讲人：美国贝尔公司的田炳耕博士主讲光波导原理、制备和应用；美国MIT的Shark教授主讲超短脉冲技术；英国通信公司（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教授主讲光纤通信；日本日立公司研究中心的XX（不记得名字）博士主讲半导体激光器。讲习班的参加者是亚洲地区各有关大学和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中国大陆当时有12人组团参加。讲习班每天上午由主讲人作讲座报告，下午由参加者作学术报告。我本人在讲习班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15分钟报告+5分钟回答问题），报告题目为“银膜表面增强二次谐波产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性会议上用英语作口头报告，当时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还较低，会前我作了很多准备，学术报告英语稿还请谢希德先生把关修改。我做完学术报告后，美国田炳根博士还问了问题，我作了回答，这次“考试”总算合格。
1978年开始恢复高校教学秩序，当时学校图书馆几乎没有国外原版的科技期刊和图书，感觉到与国际上水平相差太大了，因此我们面临重新学习的任务。1978年11－12月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系的沈元壤教授在该所开讲“非线性光学”系列讲座。全国各有关单位去听讲座的科技人员多达200余人，每天上午听讲座，下午讨论，历时一个月。复旦物理学系去了郑家骠、陈叔琦、陈开泰和我四个人，我们住在北京新街口饭店，每天早晨赶去中关村物理研究所听讲座。经过这一个月的学习，使我对“非线性光学”这一新领域有了初步了解。后来（1979年开始），我系统地自学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阿曼-亚里夫（Amnon Yariv）教授编写的《激光物理学》（Laser Physics）英文版的各个章节，较系统地掌握了激光物理和非线性光学。
通过不断学习相关参考书和阅读有关文献，我自己编写了“非线性光学”的讲义，于1981年在复旦大学首次为激光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应用非线性光学”课，同一年也为复旦光学专业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班开设了“非线性光学”课。这些教学工作为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打下较扎实的基础。
1978年暑假，中国物理学会在昆明市郊区温泉宾馆组织了全国性的“晶格动力学”学习讨论班。全国各有关单位约有150人参加，历时一个半月，内容包含群论及其在晶格动力学中的应用。复旦有三个名额，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讲习班，大大提高了我的凝聚态物理理论水平。复旦物理学系1978级与1979级的“固体物理学”课分成两个中班上课，我主讲了其中一个中班的固体物理学课。
从1978年恢复招生后，我先后多次主讲过“非线性光学”和“固体物理学”这两门专业基础课，这也算是我对复旦物理学系教学工作的一点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复旦和全国各单位一样，为了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公派教师到欧美各国的大学里作访问学者。为了满足当时出国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复旦物理学系办起中青年（主要是中年）教师的英语补习班，我也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补习班请本校外语系的教师给我们上课，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下午3：00－5：00），选用教材是《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第二册和第三册。这个班持续了一年。这一年补习使我们这些中年教师的通用（非专业）英语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英语补习班结束之后（1983－1984间），我有幸又参加了复旦大学人事处师资科组织的拟出国教师的英语班，既要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又要训练英语听讲的口语能力。这一过程也有一年。这个班结束时，由师资科组织进行英语水平（EPT）考试，成绩合格者才可以出国。我在那次考试中成绩及格，取得了出国的资格。那几年我在英语上花了不少力气，当时我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要过英语口语关，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努力最后我还是过了。真可谓是“有志者，事竟成”。
至1985年底，我多次主讲固体物理学和非线性光学两门课。科研上完成了两个项目，相继在《光学学报》《复旦学报》《科学通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在社会服务方面，从1984年初至1985年底我担任“激光物理研究室”主任一职。综合以上三方面的成绩，我于1985年9月被晋升为物理学系副教授，这一年我已46岁了。从1978年晋升讲师到晋升副教授，我在复旦花了七年的时间。尽管这样，这次晋升对我还是很重要的，当年我就被谢希德校长推荐去美国芝加哥大学作访问研究。
经过这些年（1978－1985）的锻炼，我在学术上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具备了能够独立申请、承担和完成研究课题的能力，为后来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1986年1月—1987年8月）和回国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