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陈振新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陈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的父亲陈望道和他的教育思想
陈振新
男，1938年生，浙江义乌人，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共早期活动家、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首位翻译者陈望道之子。主讲“电子信息系统基础”等多门课程，编写上百万字的《电子系统设计》《电子测量技术》《电子线路基础实验》等多本教材，参与“以能力训练为目标的开放式实验教学体系”项目，获1989年全国普通高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爱生如子
1919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应经亨颐校长邀请去浙江一师任教，父亲说，自己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然而反动当局已视改革为洪水猛兽，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镇压。父亲挺身而出站到学生中间：“你们不要怕，老师同你们在一起！”从那刻起，学生就成了父亲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袒护、引导他们，成了他终身之责。父亲于1920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文部，1926年出任国文部主任，1929年创建了中文和新闻两个系科并出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1920—1922年间父亲受党所托去“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兼课，实际上“外国语学社”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父亲在这里亲自为他们讲解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青年指明前进方向，引领他们走上革命之路。1923年秋天，受党委派，父亲又前往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三分之二上大师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1929年父亲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他的名字一次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版本
当时在复旦，父亲是一位身着长衫的穷教授，但在学生眼中被誉为“青年导师”。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革命青年逃来上海没有去处，如夏征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复旦中文系就读。1931年父亲离开复旦后蛰居于上海寓所，悉心整理多年来讲课用教材，并在自己与汪馥泉、施复亮等人合办的大江书铺里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33年去安徽大学任教，1935年父亲又带着他的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去了广西桂林师专任教。1940年他才辗转香港回到了抗战期间迁校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2年他出任新闻系主任，为了解决学生没有实习场所的问题，1944年他冒着酷暑到处募捐，1945年终于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
1952年，毛泽东主席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父亲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父亲多次要求后勤部门的领导关心学生的饮食，关心教学楼教室的照明，以及图书馆和宿舍的照明，并且说，如果学生在复旦四年都搞坏了身体，成了近视眼，我们不但对不起学生，更对不起送他们来复旦读书的家长。如果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事，公安局要抓人时，父亲知道后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慎重，要调查清楚。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千万马虎不得。”父亲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爱校如家
父亲主持工作后的1950年，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进行了第一次的院系调整。195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面对由十八所大专院校文理科形成的复旦大学，因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也个性迥异，要把这样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实在难以振臂一呼凝聚人心。身为校长的父亲坚守“以人为本”信念，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因院系调整调入复旦的外校名教授，亲自找复旦老教授谈话，让贤给调入的教授出任教务长、系主任。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还作了一次长篇的演讲。他不但讲了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更对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次讲演无疑是一次大动员，一篇“战前”的宣言，大大调动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复旦大学51周年校庆及第三次科学讨论会
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为办校务，父亲提出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的办校方针，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由校委会讨论决定后，再由正副校长、正副教务长、政治辅导处主任和总务长组成的行政办公会议通过后予以执行。为办教务，父亲提出了集体办学的思路，在全校各系成立了学科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全校教师都被编入各系的学科教研组内。教研组在系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负责编制教学大纲、编教材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开学后父亲都十分注重正常教学秩序的执行，常去各教学楼了解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
1952年陈望道与新闻系教师在新闻馆前合影
对于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校务办了，教务办了，还必须搞科学研究，父亲说，如果不搞科学研究，教学质量也一定上不去。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科学研究处（简称科研处），同时鼓励各系也成立自己的科学研究组（简称科研组）。在父亲这一思想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
复旦大学校内的望道像
父亲在复旦近半个世纪，爱校如家，凡学校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去办。1950年复旦校名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个字，父亲认为还是请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信，又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请毛主席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的“复旦大学”四字就是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
还有两件事，老复旦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是父亲资助建校门的故事。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建邯郸路220号新校门，需要2万多元，学校却只有1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一万多元稿酬资助建了新校门。二是解决了复旦划归市区户口的问题。现在复旦大学属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地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复旦却是被划在上海郊区的。在那个年代，国家供应十分困难，而复旦因为未划归市区，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要差。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直至父亲病危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去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仍然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复旦大学校内的望道路
父亲常说“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这往大了说，是国家的兴盛与否与教育有很大关系；往小了说，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也会影响民族大业。”父亲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5年，为复旦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复旦人都尊称他为“望老”。我与他一起生活了28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2年。他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好老师和好校长。
供稿：陈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