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浦兴祖教授的回忆文稿，一同领略王邦佐教授当年教书育人风采风范，并借此表示敬意和谢意。
恩师王邦佐教授
浦兴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任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公共行政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日本关西大学交换教授。曾兼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协研究与咨询组专家、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干部培训基地特聘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职。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等。曾获省部级以上优秀学术成果奖、优秀教材奖与优秀论文奖多项。1984年，率先于全国高校开创《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2003、2005年连续两度被评为“复旦大学本科教学名师”，2005、2006、2007年连续三次被评为“我们身边的好老师”。2006年起，《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相继被评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课程”。主持的“夯实基础，操练思维，感受实际”课题获上海市高校教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内外首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和同名著作（复旦大学1999年版），先后两次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后者被韩国翻译出版。被学界称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2007年获“上海市育才奖”，2011年获评“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2014年元旦荣休。
感恩，是做人的底线。
——题记
斜背书囊登学路，恍似昨日晨曦间。
古镇小街一稚童，转眼已届耄耋年。
难忘5岁幼童“斜背书囊”步入“半年级”（小学预备班）。如今，作为一名“80后”老者，回首过往，深感庆幸的是，在每一程均能遇到如父如母的恩师。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的引领、关怀、鞭策，一次次给我以力量、智慧和信心，教我在漫漫“学路”上坚持前行，努力攀登。吾生有涯，师恩无限！王邦佐教授等诸位恩师予我之似山恩德即难以言尽。
“把思想火花随时记下来”
1978年，在复旦留校已8、9年的我，决意告别校宣传机关，返回国际政治系当教师。母系是否愿意接纳他的这名学子？为此，求教了我大学时代的辅导员王邦佐老师和班主任孙关宏老师。他俩，以及当时的系主任王国明老师等都明确表示“欢迎”。很快，走完一些程序后，便在秋叶泛金的时节回系了，回到了14年前有幸考入的国政系——这可是当年由毛泽东、周恩来亲定创办以研究国际问题为方向的三个国际政治系之一，而自己就属于当时招录的第一批学生。在此期间，王邦佐老师总是嘱咐我要扎扎实实掌握好专业基础，同时要重视训练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他强调多读书，多思考，多发现问题，多形成自己的观点。“看书读报时，乘公交车时，常常会在思考中迸发出可贵的思想火花。”王老师说，“这种思想火花大都会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因此，要养成习惯，随时把它记下来，以便有时间时作进一步阅读、思考，并理清思路，撰写出来，那很可能就是一篇有见地的好文章。”今天想来，正是因为恩师的此类教诲，加上自己对教学与科研经历的体悟，后来的我才会逐渐形成不同层次的三个“12字教学理念”：（引导本科生）“夯实基础，操练思想，感受实际”；（引导硕士生）“拓展基础，操练思维，学会研究”；（引导博士生）“依托基础，操练思维，潜心学术”；才会受校刊之邀发表《复旦精神：“实”与“活”》的讨论文章；才会应学生学术社团之请而书赠“读思写谈，文科不难”的八个字。可见，恩师对于一个学生、一个后辈教师影响之深远。
王邦佐教授的部分代表性出版物和重要论述
王邦佐教授与学生合影
王邦佐老师还经常会向我推荐具体课题，促使我去读书、思考，去表达自己的见解。那是1979年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王老师给了我一本刚出版的《百科知识》杂志，说，你读一下里面那篇关于“政党专政”的论文，看看有什么想法。我拿回家仔细阅读了这篇由一位理论大家撰写的长文，发现其主要内容涉及对列宁多次论述的理解。于是，便找来列宁的几篇相关著作，经过认真研读与领会，觉得这位理论家对列宁的原意有误读。在向王老师汇报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后，他鼓励我进一步理出思路并加强分析论证，形成一篇辨析探讨型文章，然后交给他，也交给教研室另一位资深教师叶孝信老师提提意见。后来，我照此行事，终于成就了自己回系后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在王老师的推荐下，还到当年举行的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报告了该文的主要论点。不久，上海《社联通讯》在报道市科社学会成立的信息中也提及了我的这篇报告。
还有一次，王邦佐老师给我一份《文汇报》的内部理论刊物，名为《新论·未定稿》，说是里面有他和孙关宏老师合写的论文，是与学界两位老先生进行理论争鸣的，让我读后谈谈自己的真实看法。在仔细阅读两篇文章后，我客观地认定，双方（当然包括王、孙二位老师）的学术观点均有某些偏颇。于是，独自撰写了作为第三种观点的一篇文章。王老师阅后，将它推荐给了文汇报《新论·未定稿》。没想到，该刊就以拙文的发表给这场论争划上了句号。如今重提往事，让我进一步想到：王邦佐老师从不在我面前摆“学业导师”、“理论前辈”的架子，相反一直鼓励我独立思考，敢于对学界的，包括对他本人的学术观点，提出质疑和争鸣。记得十年前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我和王老师持有不同见解。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便展开了师生间平等、理性的理论商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在会上还加了一句：“吾爱真理，吾仍爱吾师”。这种师生间的学术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对自己学生的要求：不唯师，不唯书，只唯真；“老师的观点，不是要束缚同学们的思维，而是要引发大家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思考。”执教的最后几年，我在考学生的试卷中甚至会出现这样一道占25分的论述题：请选择老师或教材的一个观点，阐述你自己的不同见解。我觉得，其中蕴含着“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一根本问题。——追根溯源，这离不开王邦佐等老师的熏染陶冶。
“扬长避短，发挥你自己的优势”
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入学不久，在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许多与会者认为，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正如胡乔木同志曾说过，“寻找政治学人才，比寻找探寻石油的人还难。”这时，主持会议的张友渔会长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一个主张：举办全国政治学讲习班。张老希望到会的高校代表中能有人挺身而出担此重任。经过一阵静默，王邦佐老师见无人请战，便谨慎地表示“我们试试吧！”会后不久，中国政治学会陈为典秘书长告知，“复旦获得允准”。于是，我们的国政系加紧制订讲习班的培训计划、向京津沪广等地十多位名家发出“亲莅复旦授课”的邀请，作为政治学教研室正副主任，王邦佐、孙关宏二位老师责无旁贷地负责起整个筹备工作，而且，还主动承担“政治学概论”的授课任务。他们在往返成都的火车里讨论、拟定该课程的教学大纲，还编写出了部分讲稿。而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具体联系并准备接送将为讲习班授课的徐大同老师。翌年，即1982年上半年，被戏称为中国政治学“黄埔一期”的讲习班如期开办，来自全国高校相近学科的60名教师接受了一个学期的强化培训，其中多位后来成了国内政治学或行政学的教研骨干，有的还成为了业内的知名专家。而包括本人在内的复旦政治学年轻教师也全程聆听了各路名家的精彩授课，享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学盛宴。随着讲习班的举办成功，复旦政治学在学界的名声和影响力明显增长。中山大学资深教授夏书章先生称赞道，复旦的讲习班为中国政治学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后来，受王邦佐、孙关宏二位老师的委托，本人有幸撰写了这个讲习班的结业简讯，刊于《光明日报》。
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结业留影。第一排左一为孙关宏教授，左二为王邦佐教授
转瞬，1983年的冬雪飘零了。政治学教研室举行会议，重点分析政治学专业办学两年来的教学情况。在会上，我提出了一个看法：现有的教学计划中，主要是外国以及中国古近代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课程。培养中国自己的政治学人才却没有中国当代政治方面的课程安排，这恐怕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王邦佐老师接过话题问道，“大家看，如何来完善政治学课程体系？”……经过一番众议，结论是：鉴于现有的实际情况，先开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制度相对稳定，易于把握一些，尽管也要涉及制度运行和制度变迁的动态性。待条件成熟后，再开设“当代中国政治”或“当代中国政治史”。那么，谁来开设？教研室主任王老师发话说，“谁提出问题的，谁开设。”没想到，任务就这样落到了我的肩上。
几天后，我向二位室主任吐露了心中的思绪：一，自己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颇有兴趣，不想放弃；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在国内尚无先例，要白手起家，难度太大。此番，王老师与孙老师一起约我边散步边聊天，旨在帮助我解除思想包袱，鼓励我把新课程担当起来。记得王老师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你照样可以上。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应该成为你今后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我们要提倡‘一人多课、多人一课’，这样才能适应学科发展和专业教学的需要。”孙老师也表达了与王老师类似的观点。进而，王邦佐老师又分析了我个人的优势与弱点，实事求是地说：“你的英语水平能跟外语专业出身的青年教师比吗？如果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你的重点方向，那就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了。另一面，你从记事开始就与当代中国发展相同步，这一点有利于你讲授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可以说，这是扬长避短，发挥你自己的优势。”听罢二位老师的话，不得不承认他们既考虑了学科建设的需要，也考虑了我个人发展的前景，言词鞭辟入里。王老师进一步说：“我设想，在政治学学科的建设中，你和我还有孙老师等就侧重于中国本土问题，当‘土八路’吧！而刚毕业的和以后留学回国的新教师，他们另有优势，就侧重于研究外国问题，算是‘洋八路’。以此，形成我们师资与学科发展的总体格局。”我佩服王老师的战略眼光，心中自语：他既是擅长于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才，又是适合于宏观筹划的将帅之才。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浦兴祖主编
经过多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我邀请孙关宏老师与丁荣生、胡金星、江济和诸位和我一起，在我的讲稿基础上，编写国内第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大家的努力下，1988年底，一部35万字的书稿基本告成。本校出版社嫌其政治性强而婉拒出版。因一次偶遇，上海人民出版社毅然决定推出这第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条件是，作者需自筹几千元出版补贴金，并考虑好署名问题。筹款的艰难使该书推迟到1990年2月才出版。而如何署名呢？我致电已经在上师大当校长的王邦佐教授，希望他出任本书主编，原因在于王老师对于这门新课的创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在于他在国内政治学界的学术知名度。然而，当我说明了上述两点考虑后，王老师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回应道，“这怎么可以呢？我在这本书里没有作出贡献，怎么能当主编呢？”尽管我以老学生的身份反复恳求，老师却坚定不移地重申“这个主编，我绝对不能当！”于是，我只得拿出第二套方案：那就请孙关宏老师当主编吧！——理由是孙老师的学术知名度也很大，何况他也参加了本书的编写。未料，王老师又说，“孙老师在这部书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就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一时语塞。“你是这门课的开创者，也主持了这本书的编写。”王老师在电话里继续申述他的意见，“主编当然应该由你来当。要实事求是嘛！”我有点为难地说，“我名不见经传，会影响这本书的传播吧。”“传播？”老师的口气突然有所改变，“那这样，考虑到扩大传播，我帮你写个序，大力推介。”写序推介？这对于第一次主持编书的我来说，是没有想到的。“以后只要你出书，”王老师接着说，“我都可以帮你作序推介。”——什么叫恩师？什么叫高风亮节？这样送上门去的“主编”，他坚决推辞；为了让著作扩大影响，他又主动提出作序助推！——这就是恩师！就是高风亮节！
关注关爱关心学生和晚辈教师
1985年暑假，王邦佐老师（副主编）赴苏州大学参与丘晓教授主编的《政治学词典》的集中改稿、定稿。恩师让我同行，既是协助他工作，更是增加我一次学术经历。半个多月内，我俩常常利用休息时间议论如何完善政治学学科的问题。一天傍晚，谈及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我说，本科生阅读西方经典有较大困难，是否可以编写一本导读型书籍？老师当即表示支持，并多次跟我探讨编写原则等。回校后，王老师又邀请到另外三位老师，一起负责指导编写，而在读的研究生班同学则参与撰写初稿。在不长的时间内，全书的编撰工作顺利完成，并定名为《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西方政治学名著释评》。交付出版前，又碰到署名一事。王老师再次坚持按各人的实际贡献论，据此将我排在首位，而他和孙关宏、李幼芬三位资深教授和一位学科新星则依次署名于后。当然，在五位教师的姓名之后还有“等编著”字样。而且，在“前言”内显著列出了参与编写的所有同学的姓名。
将年轻教师推于前，老教师主动殿后，这在当年复旦政治学教研室，是常态，是风气。记得1985年，学校启动职称评定。校有关部门要求申报政治学副教授的三位教师排个序。此时，王邦佐、孙关宏二位老师一致主张，将一位比他们年轻20多岁但科研成果十分突出的年轻教师排在第一，他们自己却排在第二、三位。两位老师说，“如果只有一个名额，就要保证这位年轻教师能破格晋升，这有利于发展学科，也有利于培养新人。”正是经过这次评定，复旦诞生了一名“最年轻的副教授”。翌年初，《文汇报》在头版专题报道了复旦政治学教研室重视培养年轻教师的事迹，并如实突出了王邦佐等老教师的典型事例。
王邦佐教授自书座右铭：
一、稳健，不寡断。
二、坚毅、不固执。
三、谨慎，不唯诺。
四、机敏，不多疑。
五、忍让，不懦弱。
六、练达，不草率。
七、活跃，不浅浮。
八、幽默，不入俗。
九、自尊，不自负。
十、兼容，不宽纵。
五十多年的受教，加上老师的平易近人，让我心中充满了敬佩、敬慕，并且因敬而近之。在王邦佐老师面前，老学生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您看着我一步步成长起来，我看着您一步步高升上去。”或者，“王校长是人家的，王老师是我们的。”“做领导的，当你退下后群众对你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评价；做教师的，当学生毕业后对你的态度，才是真正的态度。”同样，王老师在我面前偶尔也会说几句戏言。比如，他几次笑着讲：“你是从‘豆腐干’文章起家的。”——那是指我大一大二时在《新民晚报》“灯花”专栏发表过几篇评论性小文章。起初，我不解老师之意，只是一笑听过。未料，后来一次聊到相关话题时，王老师颇为认真地对我说：“以前提及你的小文章，是说你不容易。大一时，有几个学生能公开发表文章呢？文章虽小，但也是一种训练嘛。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是的。我自己也觉得，当年写这些小文章，确实是思维和文字能力的双重操练。”听罢我的回应，恩师频频点头。
王邦佐教授和他的弟子们
“为学莫重于尊师”。尊师，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化精粹。“借得大江千斛水，研为翰墨颂师恩”。吾将永远感佩指引我行走于漫漫学路的恩师王邦佐教授，还有，孙关宏教授、徐大同教授等！还有，我中小学时代多位健在的和已故的恩师！
有缘忝列复旦人，不悔夕阳近暮昏。
纵若此生无回转，千秋依旧记师恩。
本文发表于2017年12月(总第30期）《复旦人》，2026年4月有删减。
作者：浦兴祖
文字来源：《复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