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三十二）王水照：我的文学研究与教学

我1978年调入复旦，那时国家进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给各个领域都带来新的气象，我们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与在文学所的日子相比，大环境已经好了许多。我一方面继续自己的唐宋文学研究，一方面也在琢磨如何扮演好一个教师的角色。后一点是与在纯研究机构不一样的。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响还不错。我也很乐意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与学生在一起，觉得自己也年轻了。

我给学生开设了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研究、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而这时的研究工作，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持续鲜活的时代特点。这种研究方式，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模式告别了，能按照我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特点、禀赋素质的优劣，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拓展，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

其一是苏轼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篇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还着力发掘他在虚幻性感受中深藏着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王水照先生批改学生作业

其二是散文研究。1978年后，我先后写了《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洵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开始了对宋代散文颇见系统的研究。

“宋代文学论坛”师生合影（复旦中文系2013.6）

其三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较有影响的论文可举三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二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获得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诗与词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所以为词的个性特性”。此文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颇有新意，因而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对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共九首，同时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

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前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的词学发展。

王水照、倪春军师生合著《宋词三百首评注》

其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我试图在详细描述钱惟演、欧阳修、苏轼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与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些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五十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等等，虽不敢自以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工作中的王水照先生

我曾以南宋赵蕃“难斋”自勉。赵蕃暮年命名自己的书斋为“难斋”，乃取“末路之难”之义（典出《战国策·秦策五》）。年华老去，“末路”即人生旅程之晚年不请自来。晚年之难，一言难尽，思维迟钝而新知锐增，精力不支而杂事丛脞；衰病日寻，犹白香山所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更是难逃之劫。赵蕃期以克服“末路之难”为暮年人生的追求，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树，不失为老年人的好榜样。如今，人至耄耋，学术创造已有心无力，但我将继续关注走在大道上的宋代文学研究，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不放松，勤勉刻苦不懈怠，宋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必将有更璀璨夺目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