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樊树志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樊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五十岁以后专心做学问，《重写晚明史》是一幅晚明历史长卷
樊树志
祖籍辽宁沈阳，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1年任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晚明史》《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重写晚明史》等学术著作，编著有《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等教材。1988年出版《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90年出版《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参考著作。1993至1997年完成《万历传》《崇祯传》，2003年《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1998年出版革新体例的《国史概要》，被多所大学采用为教材并有多个海外版本，2006年推出的精简版《国史十六讲》多次重印，2024年推出其晚年完成的、独立撰写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
01
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五十岁以后
从事文史类学术研究，注重学问的积累，很多前辈大师也是在进入老年以后成果迭出，我也是跟在后面学步而已。我们这一代人，五十年代进入大学后，政治运动不断，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的时间极其有限。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大家奋起追赶，竭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而真正谈得上做学问，确实是在五十岁以后了。我的第一个治学高潮是五十岁到六十岁，期间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比如《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第二个高潮是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期。推出了几本重磅书：《国史概要》《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晚明史（1573-1644年）》《国史十六讲》等。《国史概要》有香港繁体字版、韩文版、英文版；《权与血》有台湾繁体字版；《国史十六讲》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以及韩文版；《晚明史》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三个高潮是七十岁到八十岁时期。先后推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历史与文化》《明朝大人物》《明史讲稿》《明代文人的命运》和《晚明大变局》。《明代文人的命运》有台湾繁体字版；《晚明大变局》被评为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出版集团及中华书局等二十余家媒体及机构的2015年度十大好书，入选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获得2016年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该书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
樊树志老师手抄的资料卡片
八十岁以后是第四个高潮。陆续推出了《图文中国史》《明史十二讲》《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和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我认为，做学问应该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思路仍然敏捷，逻辑仍然严密，完全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作品，享受思考和创造的乐趣，给晚年生活增添别样的光彩。我曾经在《明代文人的命运》后记中说：“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几年前，很多人都问我保养养生的秘诀，我笑谈：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虽是笑谈，我却是所言不虚，我自己就是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脑力运转的。
02
两本书，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
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明代的漕运，可以说是经济史的学步之作。论文受到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赞扬，这也是我留校任教的直接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为此写了详细的讲稿，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充实，写成50万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3年送到人民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书稿的印制一拖再拖。出版社方面表示，书稿质量很好，愿意出版，为了减少损失，请作者提供出版资助。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低工资政策，大学青年教师工资微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所调整，依然处于“糊口”的水平；当时尚未有社科基金，作为青年学者哪里有能力资助出版呢？无奈之下，我向出版社表示，愿以本书稿费作为“资助”。终于，1988年图书刊印出版了。即使过程如此艰辛，我仍然欢欣不已，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能够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无论如何是值得庆幸的。此后，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江南市镇，充分发挥上海的地理优势，大量进行实地考察，多方收集各种资料。1987年写成《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交付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决定出版，却也需要出版资助。恰巧此时我拿到了社科基金一万元，付给出版社八千。此书于1990年面世。令我感慨的是，在自己学校的出版社出书也不是容易的事。
1990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维训先生约我撰写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的传记。这套黄色封面的帝王传记丛书很畅销，不必“资助”，我欣然接受他的好意，立即全力投入，圆满完成任务。持续五六年对万历、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三十年的晚明史研究，应该感谢张维训先生的促成。
樊树志著《万历传》《崇祯传》
03
晚明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叹的一面
之前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晚明可爱又可叹”，我认为晚明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叹的一面。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之中，全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沿着新航路，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由于当时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对传教士态度宽容，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北上提供了方便。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在传播的欧洲科学文化，让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王徵等。这批大大开拓了眼界的士大夫，改变了知识人的世界观，于是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文化思想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文人学士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社会是不是很可爱呢？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却又可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忙于窝里斗。皇帝和大臣都无意于政治改革，内忧与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眼看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无怪乎孔尚任《桃花扇》要感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樊树志著五卷本《重写晚明史》
04
学者写书，心中一定要有读者
我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范文澜、史景迁、黄仁宇、许倬云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脍炙人口，成为畅销书、常销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我的体会是，学者写书，心中一定要有读者，一定要明确是写给哪些人看的，千万不要孤芳自赏，写只有自己喜欢看的书。比如《国史十六讲》，这是我在复旦大学精品课程的讲稿，经过精心打磨后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让我惊喜不已。2006年8月2日，《中华读书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书评：《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为畅销书》，并且配发我的大幅照片，颇为引人注目。该报编辑在标题上面加了导语：“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署名方晓的书评指出：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她分析说：一是“视野开阔，推陈出新”，二是“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结论是：《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看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国史十六讲》一版再版，如今简体字版已经印行了二十万册，成了畅销书。
《国史十六讲》修订版（樊树志著，中华书局）
供稿：樊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