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
以信仰为轮，在思政路上笃行四十五年
顾钰民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2年退休。1977年同济大学政治教育专业毕业，1987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课程教学工作，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70名，曾任国务院第五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2010—2015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部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理论经济组评审委员、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等。
从知青到学者： 理论扎根大地的45年
1969年，17岁的我背着《资本论》走进安徽农村，生产队会计的算盘声和稻田里的蛙鸣成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课”。当知青们为工分发愁时，我却在思考：为什么集体劳动缺乏效率？这个疑问像种子埋进心底，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才在课堂上一拍讲台：“看，这就是制度经济学最鲜活的案例！”
从插队经历中，我悟出一个道理：“知行合一”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尊重和继承，思政课不能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循环。带学生调研时，我常对学生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
争鸣的课堂：让马克思主义活起来
“老师，您总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那经典著作还重要吗？”面对学生的质疑，我放下粉笔笑道：“问得好！就像吃包子，不能只吃最后一个就饱了。”这样的“争鸣时刻”几乎每节课上演。有学生毕业多年后写信：“您鼓励我们当‘课堂刺头’，现在我做律师，法庭辩论总想起您说的‘真理越辩越明’。”
顾钰民教授给学生上课
轮椅上的思政课：教育是生命的对话
2014年突发脑溢血后，医生严禁我过度用脑。可当学生带着论文来病房，我还是忍不住用颤抖的右手在键盘上敲出批注：“这个论点需要‘中国化’的实证支撑……”那年，四个博士生如期毕业，有学生在答辩现场哽咽：“顾老师是用生命给我们上最后一课。”
顾钰民教授与毕业生合影
现在，我坐着轮椅穿过校园，常有年轻人跑来搀扶。我总摆摆手：“别把我当病人，我是‘追赶时间的人’。”术后恢复期，我硬是靠一只手敲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比较研究》，书柜里那座“小山”般的荣誉证书，在我眼里不过是“教书匠的年轮”。
夫人常说我“死板”，大年三十还要去办公室“报到”。可那天深夜被锁在楼里的经历，倒让我和看门师傅成了忘年交。如今每次出差前，我都会给他留张字条：“老张，明天可以早些锁门。”这些小事，不正是“人民情怀”最生动的教材吗？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节教职工大会向顾钰民教授致敬致谢
教育是信仰：我与学生共成长
给博士生上课时，我常重复一个故事：1977年同济大学毕业留校，有老教授问我：“小顾，你甘心当一辈子‘布道者’吗？”我指着黑板上的《共产党宣言》回答：“能让年轻人读懂这句话——‘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我最大的野心。”
顾钰民教授与学生合影
现在，我的学生有的扎根西部高校，有的在基层宣讲“四个自信”。每次收到他们发来的课堂照片，看到台下学生眼睛发亮的样子，我就想起45年前那个在稻田里仰望星空的少年——真理的星光真的可以穿越时空。
供稿：顾钰民
整理：赵 锐
编辑：韩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