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复旦中文系当教师。在30多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和贾植芳教授、陈思和教授合作，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贾先生与我父亲同庚，我比陈思和长16岁，我们可谓是三代人的亦师亦友。
全国恢复高考后，复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78年春季进校，陈思和是其中之一。当年我给中文系文学专业新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陈思和担任这门课的课代表，我与他的接触就密切多了，他有时来我家里，我也曾到他的黑水斋做客。但更多的是我们不约而同相遇在贾植芳先生家里。我们都把贾先生视为导师。1979年贾先生重回现代文学教研室执教，我与陈思和两人日渐成为贾府的座上客，有时还在贾先生家里蹭饭，贾先生家里的家务活例如搬家、房屋装修，我们也尽力帮忙。正如贾先生在给陈思和所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所做的《序》中所说：“我和思和是十多年的老相识了。虽然我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但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息相通。”
我与贾先生的相识还要早一些。“文革”期间，我们都曾在复旦奉贤干校劳动，而且是在一个排，我任排长。贾先生那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监督劳动。五十多岁的他，身体虽然瘦弱，但挖河、翻地、挑担等重劳动绝不少做。我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少挑点。”他总说“我行，我行”。有时发补助粮票，我也背地里塞给他一些。谈起干校那段生活时，贾先生风趣地说：“老苏那时很人道”。
197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一套“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作为国家六五科研项目发放到全国重点高校和社科单位认领。我认领了“文学研究会资料”，贾先生认领了“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这年12月，文研所召开该套资料丛书编写会议，贾先生和我受邀参会。会后，贾先生带我访问了茅盾、冰心等一批当年文学研究会的作家，还到北京一些高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校后一起编辑《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册）。稍后，我又参加由贾先生与陈思和担任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上、下册）和由贾先生领衔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两书的编辑工作。这些工作使我们三代人结成了终生的师生情谊。
陈思和在学生时期就勤奋好学，他和同班同学李辉志同道合，尤其对巴金小说产生浓厚兴趣，在大四时合写了长篇论文《试论巴金的早期无政府主义》。我推荐给北京的核心刊物《文学评论》杂志。不久就刊登了，这对两位在读大学生无疑是很大的学术成果与激励。陈思和、李辉两人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研究巴金，相继推出论著《巴金论稿》、《人格的发展——巴金传》，贾先生为这两部书写了《序》，予以很高评价。以后他俩成为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以优异的创作成绩回报了贾先生的培养。
陈思和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教学研究。这样，贾先生、我与陈思和三人就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交往就更密切了。贾先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一批又一批，新著一本本出版；陈思和于1993年评为教授后，也带了多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后来还担任过中文系的系主任。他担任编委会主任于2004年编辑出版了四卷本《贾植芳文集》。该“文集”出版后，贾先生赠送给我一套，亲笔题词“兴良老友存念”。2008年贾先生逝世后，陈思和编辑出版了《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一书，收入了我缅怀贾先生的文章。
1988年贾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时，就约我为该书写长篇论文《文学研究会》，后来还约我写了《也谈文学研究会会员》等文章。我学习日语时，贾先生给予我很多鼓励。他每出一本书都签名送我留念，我也写过缅怀贾先生的文章《解冻时节赴京华》。
陈思和担任上海作家协会和杨树浦区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和会长，我则是这两个协会的会员，感到格外亲切。在贾先生和陈思和的影响下，我也没敢懈怠，不仅新学了日语，平时也笔耕不辍，先后编写、创作出版了十本著作，以不辜负贾先生和陈思和对我的热心帮助与期待。
日月倥偬，一晃我与贾先生、陈思和教授相识相知，已经有四十多年了。贾先生虽然于2008年病逝，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退休后与陈思和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面，他都热情打招呼、亲切问候。去年我把一位文友的处女作推荐给他，他很快就在《杨树浦文艺》上发表出来，以不负我的心意。
我们三人之间亦师亦友的真诚友谊，将会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