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寅，1926年4月出生，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兼任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组组长、国际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和学术委员会委员。曾是全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与法律》杂志的编委。曾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参与撰写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二等奖。1990年9月离休。离休后曾合作撰写《明史》,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二等奖和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特等奖。
朱元寅老师收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直播
饱读书籍，进步思想萌发
小时候我读书比较用功、喜欢看书，如巴金、鲁迅，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我一辈的人不少都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做鲁迅先生这样的人，用笔来唤醒酣睡中的人。有一次我在书店看见一本《为国争光》，就求大人给我买了。当时我还很小，但印象一直很深。
我的家乡在温州雁荡山旁边的游击队根据地，经常可以看到游击队油印的书，包括陈伯达在蒋介石出《中国之命运》后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当时国民党贪官污吏很多，国民党专制统治让我心存不满。初中时我就模糊地认为应该有场变革推翻国民党政府。
初中毕业后，我考取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当时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了一个叫燕社的学生进步团体。除了写文章、投稿，我还会编墙报，宣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我才知道燕社里曾有两个地下党员，还出过一个杭州解放前夕因搞策反工作牺牲的烈士。所以燕社成为了党的外围组织。
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后来对革命有所认识，参加了地下党，可能是环境影响、老师教育、书本启发，因而从小就有爱国心、正义感，希望用笔来唤醒民众，和全国人民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在我成长过程中，曾有几个人、几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初中有位老师为人正直，我对他很钦佩，毕业时请他题几句话。他用“傲心不可有，傲骨不可无，有傲心不足为君子，无傲骨则近于鄙人”点醒我做人应该有骨气，对我以后入党的气节教育打下了基础。
读高中时，我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第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内战，特务架起机枪包围了我们队伍集中的地点。幸好因为天气变化临时修改了行动时间，让特务措手不及。那次游行正遇上瓢泼大雨，马寅初先生和我们的校长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事后校长崔老师还被撤职了。他们很有骨气，让人钦佩。
到了复旦中文系后，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地下党总支书记李汉煌。他比我们年级高，学识渊博，给我们很大的关心和帮助。他曾与党组织失联，苦苦追寻六年，于复旦找到组织。同济学生会同学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开除，复旦学生前去支援时被宪警特务包围受伤，李汉煌不顾个人安危站出来做代表签名负责，让受伤同学得到及时救治。他英年早逝，但是他的作风品质影响了我们这一批很多人。
朱元寅旧体二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我们这一代人对党非常虔诚，认为党就是母亲。入党时，第一步要写自传，上级组织要求党员写党名不写本名，因为地下工作需要注意保密，避免家人、朋友和同事受牵连；第二步填表；第三步入党宣誓。当时没有红旗，宣誓同志就用火柴杆子拼出一个形状代表党旗，大家对着党旗宣誓。形式虽然简单，对我们来说却无比神圣和荣耀。目前我们复旦党员力量非常强大，我想这可能就是多少代复旦人的坚定信念支撑大家不断向组织靠近的结果。党组织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盏明灯。
入党以后，上级领导根据形势特点，让我负责编辑一份《乡村简报》，发放给周围五角场居民。我们“编辑部”当时只有两个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报纸挂靠在中文系，实际都是我们自己干。没有打印机，我们就自己刻蜡纸、印刷，再在天亮之前或者傍晚从门缝传递给附近居民。我们几个人分工：一个人弄浆糊、一个人张贴、一个人看风。我印象深刻的是一篇社论《我们要和平》：1949年蒋退位假和谈，惺惺作态派出代表希望隔江而治；而我们要的是真和平，是人民当家作主后的和平。这非常契合我们党的意图和人民的心愿。
党组织还安排我们调查国民党部队驻禁情况和所筑碉堡分布情况。五角场的军火库卫兵守卫很严，我们就设法由两个同志引开卫兵的注意力，由一个同志仔细观察、画出地形，送给上级。后来听说这个军火库爆炸了，我想我们绘制的地图也许起到了作用。
复旦的地下党除了搞好复旦的同学工作和老师工作之外，还开展居民工作。我们办了民众夜校，帮助周边居民不断提高，让他们有书读、能认字。我们也在工作中传播了进步思想。
朱元寅书法作品《红旗漫卷西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过了几天，上级派我去军管会高等教育处任军事联络员，跟着军事代表接管几所大学。上级认为过去有些课程不适应新时代，我们共产党应该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来代替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课程等，随后调我去上海商学院任政治助教。1950年华东教育部成立，上级把我调回工作。1953年，我到人民大学去读研究生。毕业就又回到母校复旦，一直工作到1990年。 有人说，我们复旦地下党，没有出现过逃兵、内奸、叛徒，烈士蛮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得到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我们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相信党相信组织。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我也为过去所做的工作感到荣耀和自豪。当然，离人民的要求还是很远。毛泽东同志说的，取得解放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这句话，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朱元寅书法作品《喜迎中共二十大召开》
参考文献：朱元寅：回忆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些经历，历史的记忆——纪念抗战 胜利七十周年“我的革命历程”征文集，2016年12月
稿件来源：老干部工作处
编辑：韩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