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五）杨秉辉：《拾遗补缺，我和同事们开了一门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全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上海医学会科普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在近20年的医院管理实践中，为中山医院的学科发展、硬件设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资深的医院管理专家。2018年11月，被授予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证书。

主要研究领域为肝癌早期发现。曾主持国家科委“八五”攻关课题，国际上最早完成了近2万例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首次证实了超声联合甲胎蛋白筛查肝癌方案能够显著降低肝癌死亡率；并负责编写我国“肝癌筛查的技术方案”，是我国肝癌筛查工作的主要开创者。曾因肝癌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近年来致力于医学科普和健康教育工作，曾两度获得“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等学科称为临床医学，是研究如何为人治病的科学。“临床”二字形象地指出了这些学科是为着（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服务的。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生在世必定会与其他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血缘关系、家庭关系、 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医生与病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行为关系，但是医疗行业并不等同于服务行业，医疗保健也不是一般的商品。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广泛渗透着伦理关系的、主体互动的特殊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两方面的主体都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医生方面：临床医疗技术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 医生是这门技术的所有者，他用这门技术为病人服务。但这门技术并非万能，许多疾病并不能治愈， 或并不能完全治愈，在治疗的过程中还可能给病人带来这样或那样的损害。在病人方面：他是一个处于身体或心理上发生了障碍，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他就医的目的是寻求医生的帮助，他的初衷自然是治愈、而且最好是没有风险。

医患之间对医疗行为和后果的认识上，可以说天生就有差距。弥合这个差距的办法从技术层面上说，医生应该努力钻研医疗技术，提高治愈率并努力减少医疗风险，病人亦应理解当前医疗技术在疾病治疗上的局限性。从行为层面上说需要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病人对医疗的顺从性、满意度及医疗关系的持续性完全取决于医患关系是否良好，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疗工作的基础。

对临床医生来说：钻研医疗技术，提高治愈率是科学领域的内容，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医患关系则有着明显的人文属性。现代医学是建筑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学科，近百年来有着突飞猛进地发展，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效果空前提高，人类的健康改善、寿命延长，人们看到了科技进步的力量，临床医生们以自己掌握的这门科技而自豪，医疗行政方面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临床医生成了研究疾病治疗的科学家，而病人只被视为疾病的载体而己。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提高，在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便有了安全、社交、得到尊重诸方面的需求。生了病，他不仅需要医护人员的微笑服务，还会希望参与医疗决策，因为健康是属于他自己的，尽管他并不懂得医学，但他觉得医生是应该尊重他的。

这样一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医患之间认识上的差距事实上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医生辛辛苦苦研究病人的病，而病人总是觉得医生没关心、尊重他这个“人”。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成了当今医疗领域的顽疾，而且颇为普遍地存在着，事实上也影响着医疗效果的充份发挥。

“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纳入人文的轨道”，是如今科学界面临的大话题。在医学领域中、临床医学直接关系病人的健康和安危， 所以对医学生、医疗从业人员的人文教育必须加强。幸而近十来年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关注此事，情况有望逐步改善。

全科医学在国外亦称家庭医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欧美等国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医学学科，该学科致力于使民众获得便捷、优良、全面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宗旨其实甚合我国的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方针，故我国政府亦大力提倡。

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医学分会，我有幸参与了组建工作，并先后担任了副主委、主委等领导工作。同吋，亦在我任职的中山医院组建了全国“三甲”医院中最早的一个全科医学科。建立在大学附属医院中的全科医学科，很显然其主要任务为教学培训。内科、外科的培训不是全科医学科的任务，我和全科医学科的同志们讨论：全科医学的学科特质，是对人类健康的关注，应该加強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不过“医学的人文精神”也是一个大话题，它应该贯彻于医学的各个领域……

几经讨论，我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医患关系，应该有许多涉及人文精神的理论问题可以进行探讨，医患沟通又有许多涉及临床医疗的实践案例可以用于教学。于是除了承担规定的《全科医学概论》教学任务外，中山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又主动向上海医学院申请开设了“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的课程。

“医患关系”在以往的医学教育中并无专门的课程讲授，学生们只是从专业思想教育中自己去领会：医生应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医患沟通”只是靠进入临床学习后由带教老师言传身教，学生自己去仿效。这些对医学教育来说，都缺乏系统的论述和规范的程式。“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课程的开设，属于拾遗补缺，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全科同志经过两年左右的准备，备齐了教案，2010年作为选修课在上海医学院开课了。课程的内容涉医学史、医德、医学的人文精神，讲述了医患关系的不同模式，介绍了医患沟通的技巧，讨论了医患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虽然由于新开设的课程，选修的学员不多，但是，凡参加此项课程的同学皆反映很有收获。不过，我想等这些同学以后正式参加了医疗实践，有了感性的认识，他们也才会真正体会到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2011年我与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潘志刚教授，将这课程的内容整理，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书名《医患关系与医患沟通技巧》。据了解国内同类型的出版物不多，而由全科医师们将教学经验编写成书的更少。

医患关系与医患交流的课程属于选修课，这门课程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也并非深不可测，但对每一位临床医生而言其实是应该“必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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