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陈家宽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陈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陈家宽
著名生态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研究员。先后兼任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多样性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际合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科技部“973”资源与环境领域专家咨询组专家，原环保部、农业部、水利部和林业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贡献：参加有关部委构建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战略决策、推进长江湿地网络建设及上海崇明东滩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独著合著出版专（译）著15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其中SCI论文150简，他引万余次。
谈家桢：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与进化生物学家
我对谈家桢先生的认知之一：他不但是杰出的遗传学家，也是进化生物学家。
从初中起，我就养成到上海福州路旧书店看书和买书的习惯。现在回忆起来，我第一次“人生规划”始于高中期间得到的两本书。读高中时，我常跑江西中路187号的上海市青年宫，蹲在图书馆里看科学家传记、综合进化论著作和生物学科普作品。在这里，从小在上海川沙乡下听着蛙声、虫鸣长大的我，读到了深刻影响我的两本书，第一次走近谈先生和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第一本书，是谈家桢等1964年翻译出版的T. 杜布赞斯基1953年版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共有1937年、1951年和1953年三个版本）。T. 杜布赞斯基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谈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导师，是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和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之一。当时我并没真正读懂《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的精髓，我只知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是基于环球旅行时他对生物个体和群体的仔细观察与哲学思考，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而T. 杜布赞斯基将遗传学与自然选择学说的综合，将综合进化论建立在可通过实验验证的实验科学——遗传学和细胞学等学科基础上。后来，我才知道谈先生对综合进化论做出了杰出贡献，才知道他不但是杰出的遗传学家，也是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
第二本书，是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1963年翻译的G.L. 史旦宾斯1957年著的《植物的变异与进化》。这是一本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作，它以植物为材料，通过对个体变异、群体变异、适应性、自然选择、进化的生物学机制、隔离、迁移式样、物种形成、多样性与地理分布等一系列研究，以及同时对植物独有的远缘杂交、多倍体和无融合生殖等研究来阐述综合进化论。我特别喜欢的这本书翻译风格：通俗易懂，看不到一点“硬译”的痕迹！
在图书馆里，我也常看人类学的科普作品。
读了这些书后，我喜欢上了生物科学，还梦想能在谈家桢先生等名师身边学习与研究进化生物学，这也是我报考复旦大学生物学系的原因。
1965年9月，我如愿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学系，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生物学系主任就是谈家桢教授，知名学者有人类学家刘咸和吴定良教授，植物生理学家焦启源教授，神经生理学和解剖学家卢于道教授和微生物学家王鸣歧教授等。65年级共有90多位学生，分在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四个专业里，我被分在植物学专业，微生物学、遗传学和人类学专业没有招生。当同学们还在为专业好坏烦恼的时候，我已忙着去系资料室（现为“系图书馆”）或学术报告厅。我明白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能在名校走近大师，聆听到他们的教诲才是最重要的；生物学家的研究成就大小主要不取决于研究材料，而主要取决于研究的科学问题。
1965~1970年是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不可能受到完整的生物学高等教育，对谈家桢先生只留下以下的记忆：
1965年，入学不久的一天下午，遗传学家和科普作家山东海洋大学（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方宗熙先生到复旦大学生物学系讲学。我对方先生早有仰慕之心，那一天下午，我早早来到107梯形教室，准备聆听方先生的报告，没有想到谈家祯先生亲自陪同方先生。那年谈先生才57岁，举手投足之间的儒雅与谦和让我终身难忘。
1970年7月，我离开复旦走向社会时，我的身上已流淌复旦大学校魂的精髓，我是复旦人！
1970~197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宣汉县极度贫困的大巴山地区当下乡干部，我又懂得了什么叫贫困，懂得了老百姓是中国的脊梁；1973~1979年，我调到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子弟学校教政治、语文和历史课，我又懂得了教育是强国之本。但在这九年里，我从来没有放弃做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梦想，还不间断阅读综合进化论的著作。
对谈先生这一初步认知，被我记录在1994年出版的《植物进化生物学》一书中《居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一章里，我写道：“需要提到的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Tan C.C.）1934年去Morgan 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在Morgan 及其助手Dobzhansky指导下，谈家桢开辟了以果蝇为研究材料，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唾液腺染色体技术进行不同种间和种内的染色体结构和细胞遗传图的研究。他先后写了十余篇论文，发表在美、英、德、瑞士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其中几篇是综合进化论的经典文献，1979年出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还引用和介绍了他在美三年中对现代综合进化论领域里所作的开创性的工作和独到见解。近十年来，谈家桢还密切关注着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结合，指导新一代研究生活跃在进化生物学领域里。”
1997年我重返母校前，我更多是听到谈先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复兴呐喊与奔波的各种消息！每次我会被他的“以公为大”和“家国情怀”所感动。谈先生的治学与为人都是我一生行动的楷模！
2005年6月去谈先生家登门拜访
在他学术影响下，我走进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领域
我对谈家桢先生的认知之二：在他学术思想影响下，一批复旦学生走进生物多样性与进化生物学领域。
我是在谈家桢先生学术思想影响下，走进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的一名复旦生物学系毕业生，而有更多师兄弟在生物多样性、进化或遗传学领域做出更加优异成绩。
1979年9月，只上过大学一年级的复旦大学毕业生的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师从生物学系主任、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孙祥钟教授。孙先生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归国，主攻高等水生植物分类与系统学，文革前曾是任期长达十年的武汉大学教务长。
1980年春，我准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时去请教孙先生：我能否既做植物分类又做植物进化研究？他得知这是我受到谈先生学术思想影响后的选择就欣然答应，并告诫我做分类与进化研究一定要有群体遗传学、种群生态学、生物统计学、细胞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等专业基础。他建议我多留意复旦大学徐炳声教授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研究员两位先生的相关研究。
这是我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从事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的起点。
孙祥钟先生指导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告诉研究生们：学位课程与学位论文同等重要；学位课程不在多，而在于精、新和课程间的科学联系；研究生课程以学术讨论、动手实验和野外考察为主，以讲为辅；每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要因人而异，还要看选题的前沿性和重要性；博士生培养质量要看他毕业时有否广博专业知识与独立科研能力。他还有一个严格规定，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全过程中不许别人代替你动手，包括洗实验器皿。
在1981~1982年两整年里，在极为艰苦的野外考察与实验室工作之余，我精读了《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植物的变异和进化》、《植物分类学》（VH.海吾德1975年著，柯植芬1979年译，科学出版社）和《进化论与分类学》（陈世骧1978年著，科学出版社）等著作和其他重要文献，真正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
1982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湖北泽泻科的初步调查和分类研究》。除了发现泽泻科2新种外，我还发现湖北恩施自治州泽泻科物种多样性最高，这与该自治州适宜泽泻科植物生长的生境多样性有关，而江汉平原虽湿地广袤，但生境同质性高，泽泻科植物分布范围虽广，但物种多样性低；在定量分析6个矮慈姑群体的326份标本后，发现矮慈姑的生境特点、群体变异与适应性进化。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湖北矮慈姑居群的初步研究》发表于1983年；第一篇理论探讨论文《居群（population）概念和方法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应用》发表于1986年。由此我与国内外学术界建立的密切联系。
同年8月，孙祥钟先生留我在他身边做助教兼秘书。1983年7月，经他一年考察，先生同意我读他的在职博士生。他这样指点我：要我先在生物学系图书馆系统查阅1926年以来美国创刊的《生物学文摘》（BA），对其中种子植物分类学、进化植物学和慈姑属等关键词做文献检索，整理出重要文献清单和最重要文献的卡片，消化后在研究室作综述报告；然后要我反复看欧美著名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样本，学习国际著名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的范式。他强调，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一定要有前沿性、创新性和系统性，建议在我的研究中引入染色体分类学和数量分类学等新方法；他强调，要将研究成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与学术界同行分享。他培养博士生的目标是：要有能力开拓有别于导师的科研方向，有能力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1983年9月~1987年6月，我从系统和进化植物学两方面研究了泽泻科中最为复杂的慈姑属植物，学位论文包括了以下五章：1、中国慈姑属的修订；2、全球慈姑属的地理分布与演化；3、细胞分类学研究；4、数量分类学研究；5、种内变异和变异式样的研究。
1987年6月17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慈姑属的系统学研究》答辩。
7月3日，研究植物物种进化的著名国际学术团体——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家组织（IOPB）主席加拿大教授W.F.Grant来信，告知我当选为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家组织（IOPB）理事。
1988年12月，我被中国植物学会聘为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植物分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9年7月，《中国慈姑属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三天，我、洪德元、钟扬和李林初四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赴日本京都，出席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家组织第四次学术专题讨论会，我还参加了理事会会议。
同年10月16日~21日，在中科院植物所由钱迎倩、路安民、汤彦臣、陈心启和洪德元等前辈指导下，我与刘公社、李振宇、张志耘和傅德志等组织并由我主持“全国首届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由我和杨继负责策划《植物进化生物学》一书。非常欣慰的是“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年研讨会”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至今，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0年5月~1991年5月，我在美国访学一年。我在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将《中国慈姑属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一书赠送给著名华裔植物分类学家胡秀英教授。第二天，她悄悄告诉我：“回去看了您的著作，发现中国博士学位论文与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相比毫不逊色。”
1992年10月20日，《中国慈姑属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研究》获首届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学术专著优秀奖。
1994年11月，在学术界大力支持下，我和杨继主编的《植物进化生物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长期被部分高校作为教学或考研的重要参考书。
2009年陈家宽教授带队考察上海崇明东滩湿地的入侵植物互花米草治理，前排右2为陈家宽教授
2009年崇明生态岛建设项目考察途中，陈家宽教授正全神贯注地拍摄外来植物的入侵态势
回母校，我在先生指导下发展生物多样性科学与保护生物学
我对谈家桢先生的认知之三：他高瞻远瞩，以战略科学家的视野指点我引领学科发展。
在美国访学一年，我主要不是做具体研究，而是深度了解和学习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模式。其中，全球植物多样性和自然保护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和战略科学家P.H.雷文对我影响尤其深刻，他认为：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有两个产物：生物多样性与进化过程；生物多样性对地球演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极其重要。
1992年具有历史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发布，明确了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有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指出生物多样性保育面临紧迫性。正如李振声先生所説：“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优良的生态群落的建立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环境 ”。
因此，我研究重点从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转移到生物多样性科学与自然保护地网络建设领域。
1994年9月25~26日，我们在武汉大学发起、组织和召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14位专家研讨会，向教育部科技司提出重大项目建议书《长江关键地区（源头、川西高山峡谷地区、三峡库区、两湖平原湿地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学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大家推荐武汉大学牵头，由我负责。
12月13~18日，我应邀赴湖南岳阳参加国家林业部主办“中国湿地保护研讨会”，作“中国内陆水生植物的多样性保护对策”的科学报告，从而积极参加《国际湿地公约》履约活动。
1995年9月21~25日，在教育部科技司和武汉大学支持下，我们组织和主持“全国高等学校首届生物多样性研讨会”，约有23省市自治区40余所高校100余位专家到会，国家环保局金鉴明院士、中科院生物局暨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钱迎倩局长和林业部刘德旺副处长等领导出席会议。复旦大学派了王海波先生参加，我们开始讨论复旦大学在该领域发展对策。这次会议开启了教育部系统在生物多样性科学和自然保护领域的战略研究。
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母校和谈家桢先生的密切关注：
1995年10月19~21日，谈家桢先生亲自邀请我参加在复旦大学遗传所举办的“分子进化与群体遗传学国际研讨会”。
1996年初，在学院和学校大力支持下，吴千红先生在复旦大学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以生物多样性为主要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和教学基地——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Biodiversity Science at Fudan University, IBSFU）。
1月9日，我被聘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兼职教授。
1997年12月，由于主客观原因，我申请调离武汉大学，并在吴千红和董慧琴两位正副主任努力下调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次年任研究所所长，启动生态学科点和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并开始组建生物多样性科学和自然保护领域的一流科研团队。
令我最难忘的是谈家桢先生与我唯一一次一对一约谈。1999年4月1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谈先生秘书的电话，要我立即去遗传学所楼与谈先生单独见面。我一进办公室，先生笑着请我坐下，他亲切的望着我説，请您讲讲您从复旦毕业后的学术经历，再谈谈您到复旦的发展规划。看到先生如此亲切和睦，我忐忑不安之心放下了，我把在武汉大学十八年求学生涯与学术研究一一告诉先生，尤其我动情讲到恩师孙祥钟先生对我终身教诲时，当时在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谈先生认识孙先生。当我向先生报告我对学科点和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的规划时，他就提醒我：要牢牢抓住生物多样性与进化两个基本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同时一定要将复旦的科学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当我讲到三个研究方向的设想——长江河口湿地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入侵物种生态控制以及作物遗传多样性与转基因生物安全时，先生听了非常满意。谈先生还提醒我，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每个方向引进重量级学术带头人；另外，他要我学会与各级政府决策者沟通的能力……
当我离开遗传楼时，看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上空阳光灿烂！
1998年：我引进张文驹博士和赵斌老师，在系主任无私支持下，两位与我、蒋如敏一起重新启动复旦大学生态学学科和平台建设。
1999年：复旦大学生态学科获批博士点。
2000年：引进的钟扬、李博和卢宝荣三位杰出领军人物先后到岗；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申报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2001年：申报生态学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获得批准；获得教育部“211工程”“二期”重点建设项目。
2003年：学校同意将“环境与资源生物学系”改成“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
同年10月25日下午，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的全体党员和教师去华东医院看望谈家桢先生，并向他汇报复旦生态学科建设及生物多样与进化领域的研究进展。谈先生由衷笑了！
2008年11月，谈家祯先生去世。而后，每次纪念谈先生的活动我都会应邀参加，去了却我向先生汇报的心愿！我的恩师谈家祯先生永远是我的楷模！
在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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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工作处
供稿：陈家宽
编辑：韩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