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二十三）李瑞锡：这辈子做了点儿啥？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李瑞锡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李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是人体解剖学教师，岁近悬车之年。大半辈子的46年，只做了一件事：念解剖学、教解剖学、操刀做解剖、研究解剖学、编写解剖学…… 。

人体解剖学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学医人都懂得。医学生乃至临床医生，人人都知道并特别强调解剖学的重要性，但面对“做医生”还是“做解剖学教师”的选择时，无疑99%以上人的选择是前者。我做解剖学教师，不是因为我属那不到1%的人，而是因为当年做学生上解剖学课的时候，自己“逞能”当着老师的面，指出了当时所用的《人体解剖学》课本中的一处文字错误和一副挂图中的结构错误——当时不知道为我们上课的陈老师，就是该课本的主编 —— 一位解剖学专家。陈老师听了我的指出，似乎很“吃惊”，久久地瞪着我。谁也没想到，那次“逞能”，我的名字竟上了他的“账”。毕业分配时，说什么也要我留校，做解剖学教师。

我请求不留校，无效、无果！自己规划的影像学医生梦，瞬间破碎（写此稿时，仍能感受到自己当年的无奈，甚至有那么一点儿绝望）。不得不进入解剖学教研室报了到。接受我的“指出”并瞪过我的陈老师——解剖学教研室主任，笑吟吟地说，你来了！早就给你准备好办公桌了。其他解剖学老师也抬起头来，向我示意。有的窃窃私语：原来陈老师相中的是这位！他经常一个人在实验室看标本嘛。从此，我便走上了“做人体解剖学教师这件事”之路 —— 那是1977年 —— 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

从学生变成解剖学教师。解剖学教师怎么做？自己并不知道。可，解剖学主任陈老师知道！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给了我一个早已列好的《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教科书清单，说，三年内，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念这些书！听了此话，特别是那个“念”字，我的脑袋“嗡”地一声——这不是又要做三年学生吗？！

既来之则安之！从那天开始，天天“念”解剖学。一年功夫，竟然把图书馆里的几个不同版本的解剖学教科书全部念完了。第二年，陈老师又安排我做尸体解剖，每天做4小时，其余时间还是念书，画人体结构图。第三年开始参与听课、助教、带实验、制做精细陈列标本；第四年开始试讲，在资深教师带领下，单独承担部分讲课任务。第五年派出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全国解剖学进修班1年。经过整整五年，念解剖学、执刀做解剖、带解剖学实验，助教解剖学，自己似乎悄悄地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 从一个青涩医学生，蜕变成了一个能坦然自如面对学生讲授《人体解剖学》的青年教师。

后来，我逐渐知道并理解了陈老师的良苦用心：五年，至少需要五年，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序渐进地扎实训练，才能锤炼出一个初步具备解剖学理论与解剖操作能力新教师。这种方式，也正是陈老师自己那一代老解剖学家走过的路。

“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培根说的这句话！留校以后的五年念书与解剖苦训，使我获得的知识与技能，逐渐转变成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又转变成了自己解决解剖学教学、实验具体问题的本领，推动着自己的解剖学教学工作顺利进行。这种力量更客观的作用结果是，推动我考上了第三军医大学我国著名解剖学家何光篪教授的研究生。何教授当时是中国解剖学会人体解剖学专业委员会的首届主任委员，其学术形象之伟岸、学术地位之高大，令广大解剖学工作者所仰慕。当时做梦都没敢想，36年后，何教授当年主任委员的职责，竟落到了我的肩上。现在我已经是中国解剖学会人体解剖学与数字解剖学分会主任委员的第二届任期了。

从第三军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云南昆明的一所高校任解剖学教师。继续念解剖学、教解剖学、研究解剖学。知识继续积累，知识的力量继续增大，结果推动我出了国，去东瀛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就职当校任解剖学教师，先后9个年头。直到2002年，经周国民教授牵线，被复旦大学引进，入职上海医学院。

人生与事业旅途的“马拉松”，从来不是一人独行。父母、姊妹、妻儿、老师、同学、领导都是旅程各段中的助跑、引跑、领跑或伴跑者。我从不敢忘记这些途中人。而真正托举自己事业进步的，是专业巨人的肩膀。“巨人肩膀”就是专业平台，就是专业与事业上的指路人和助力人。只有珍惜巨人的肩膀，珍惜专业平台，充分利用专业平台，自己才能进步，事业才能飞跃、“鲤鱼”才能“跳龙门”！在我的解剖学专业与事业生涯中，留校后陈老师用自己的肩膀，如前述，花五年功夫，把我托举成了合格的解剖学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何教授、陈尔瑜教授的肩膀，送我进入解剖学科研之门；两位博士导师，东瀛洋教授的肩膀，把我托上了国际轨道的解剖学科研路。来到复旦上医，又遇到了解剖学家彭裕文教授。彭教授当时是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的博士生导师，人民卫生出版社《局部解剖学》的主编。彭教授带我指导研究生，编写解剖学教材，使我迅速融入了国内顶级医科大学的教师行列。

是专业巨人们肩膀的托举，我的专业水平不断提升，逐渐使自己具备了为年轻人提供攀登之肩膀的能力。我带领系里年轻解剖学教师，成功建设了国家级《局部解剖学》精品课程暨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彭教授之后，先后15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国家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副主编一届、主编两届。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基础医学院的充分肯定。新落成的上海医学院校史馆里就陈列着我主编的《局部解剖学》第九版教科书。中国解剖学会，推选我任继导师何光篪教授之后的第十任人体解剖学与数字解剖学分会主任委员（2018~），我与全体分会委员奉行“致知力行，踵事增华”的信条，努力为解剖学增彩。

2021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本想回归田园，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养花，自娱自乐。一日，突收到基础医学院姜宴副书记的电话，希望我去云南大理执行教育部滇西大支教任务。在夫人的支持下，我没多想就接受了任务。复旦大学退休教职工工作处周桂发处长专门为我写了“壮年献春城 银龄支滇西”的书法作品。临行时姜宴副书记亲自带队到机场送行。到大理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健康科技学院工作的一年半期间，在滇西大和健康科技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不仅完成了应承担的《解剖学》教学任务，还为学院解剖学建立起了教研室的基本教研制度；建立了解剖学特有的致敬大体老师的仪式程序；举办了两期全国解剖学师资培训班；为健康科技学院培养了青年解剖学师资队伍。

我与夫人援西支教三个学期，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却受到了领导的高度赞扬。每次假期返沪，周桂发处长、姜宴副书记、基础医学院领导、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领导都来看望我们。令我感动。这使我体会到：退休不是事业的终点，只要国家需要，知识仍可通过自己向晚辈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