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我国各大高校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复旦大学的广大教师也正以满腔热情为实施“三全育人”等综合改革举措而不断努力, 并以习主席所提出的“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怀、有扎实学识和有仁爱之心者”好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努力培养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的栋梁之才。
笔者自1965年毕业进入我校基础医学院病理学系已有55个年头了, 经历过漫长教学实践的我, 深深体会到作为教师除应有的“为人师表”品质外, 长期重视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扩充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机会总是留给不断努力和有准备的人。
一.初入专业, 深得主任重用
我自上海医学院(六年制) 毕业后, 被分配到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当上了一名助教, 小字辈的我在经历了一年“农村社教运动”的锻炼和难以忘却的“十年文革”后, 十分渴望着对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想更快地融入到这个新集体而担当起教师的职责。不久, 机会终于来了, 1973-1976级三年制大学生和1977-1978级五年制本科生(西藏医学院)先后被招来了, 他们的病理学课程教学全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独立承担和完成。尤其在援助西藏医学院的日子里, 条件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吓到我, 相反, 我与学生们相处得很融洽, 教学效果深获好评, 这一年还被该校评为先进工作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病理基本知识和技能, 特别是对于肾病理学内容的丰富和提高, 我学科缔造者、一级教授谷镜研的学生应越英教授(时任教研室主任)给我的任务接踵而至。首个任务是, 她接来了我校附属中山医院熊汝成教授主编的《肾脏移植》(1983版)一书中“肾移植病理”章节的编写任务, 这完全是国内从没有过的崭新内容, 而且我是在1979年援藏期间完成的。
随后不久, 她又将由中山医学院病理学科缔造者、一级教授梁伯强教授的学生董郡教授主编、应越英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医百全书(病理学) 》(1986版)中全部条目的终审和索引编写任务交给了我, 足见主任对我的信任和放心。记得在广州工作和生活2周后, 我如期完成了任务。主编董教授对我的工作十分赏识和满意, 并说出了“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话语, 意指来自上医病理学科应越英教授的手下都是能人, 而非庸流之辈。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 我科二级教授、国内肿瘤病理学的权威之一顾绥岳主任, 生前有一个出版其传世著作, 即《肿瘤病理学》专著的愿望。应该说, 我校病理学教研室和各附属医院病理科的大部分医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为实现老师的这一愿望应该是学生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学生们知道后就立即行动起来, 很快都写成了初稿, 但要将它正式出版发行却又有很多事情要做。危急之时, 应越英主任又将此次任务放心地交给了我, 同时还请顾绥岳教授亲笔写下了“聘郭慕依老师为副主编”的字条, 使我名正言顺地担当起顾教授的助手。在经过一番曲折之后, 由顾教授主编的《实用外科病理学》一书, 终于1987年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满意地了却了他老人家的心愿。当他见到由自己任主编的《实用外科病理学》一书时, 他会心地笑了。后来, 此书还获得了1994年度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0年后, 我们三位副主编又以缅怀顾教授的心情对其进行了再版, 后者已改由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人到中年, 引领学科发展
病理学是基础医学中一门形态学科, 也是医学生反映最难学好的学科之一, 其中令学生最难以记住的是各器官的病理形态改变(病变) 。在我先后担任本学科教学助理(教学秘书)、副主任和主任之时, 我已步入中年, 深知推动学科发展已是我份内之事。
1993年, 我被学校聘任为病理学教研室主任。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本科学生的学习需求, 企图尽快地解决他们难以记住的各器官病变特征的方法, 因为这是学习病理学, 乃至本课程考试内容的重点。为此, 我开始关注和收集能显示各种病变特征的标本和切片, 并将其一一拍摄下来, 使其成为编写教材、图谱和PPT教学软件的原始资料。由我和叶诸榕老师主编、全体老教师参编的《病理学》(1994) 首先出炉, 但其图片尚未变成彩色, 令我有点遗憾, 不过其内容已变得十分简练, 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至2001年, 我主编的《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印有彩色图片的《病理学》先后出版, 深受学生欢迎, 特别是《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一书的借阅率, 在我校图书馆中排行多年来稳居前十五名。这两本书曾获2003年度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005年, 在我又主编完成具有先进性、简明性、彩色图的《病理学 》教材、《病理学多选题》、PPT课堂教学软件, 连同受学生欢迎的《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一起, 申报获得2005年度上海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8年, 由我担任主编之一的《彩图科技百科- 人与智能卷》一书, 连同其它《彩图科技百科》分卷本一起, 共同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1995年, 在我学科即将完成由张月娥教授领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之时,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我, 以“细胞外基质合成和降解的分子机制”为题, 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获得成功, 并以10万元/年的基金资助我学科每年有关器官(包括肾、 肝和肺)硬化防治机制的课题研究。2001年, 我学科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又获成功, 从而获得学校985 I期工程基金(170万元)的资助, 有力地推动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三.老有所为, 写下传世著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肾脏病理的发展, 尤其是国内检测技术，其差距是很大的。在我经历多次外语考试后, 由学校公派到国外进修, 终于1986年赴Mass 总医院学肾活检病理和狼疮性肾炎的实验研究。进修回国后, 不仅在各项检测指标上力求与国际接轨, 还在国内较早地开展对每一个肾活检病例进行电镜诊断，其结果在国内著名肾脏病杂志上发表,从而为国内肾活检病理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1年在卸下教研室主任后, 我兼任了校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校内某些学术违规举报案的调查核实工作, 从而为正确处理校内学术违规案和某些举报不实, 甚至诬告案的澄清提供事实依据。与此同时. 我还多次在校、院（包括医院）为新职工上岗前培训和研究生入学的有关会议上, 作“坚持科研诚信, 杜绝学术造假”的学术规范报告，通过我对收集整理的学术违规案实例介绍, 使聆听者受到深刻的学术规范教育, 为学校的校风和学风建设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工作一做就达九年之久。
我还于2005年和2011年先后申报上海市科委、国家科技部科技出版基金获得资助，将20多年积累的肾活检病例材料和教研室近6000例尸检资料, 分别写成了《肾活检检病理学》和《实用尸检病理学》，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出版发行，前者获得了2008年度新闻出版总署《“ 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证书 》, 后者填补了国内病理学界的一个空白。我还利用本人所支配的科研经费购置了这两本专著，赠予我病理学系的每一位老师和部分研究生, 以作为年青教师的日常工具书。在我校新的图书馆建成之际，我已主动地将自己的书籍、讲课笔记捐赠出来，供大家学习与参考。鉴于此, 经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推荐, 于2015年获上海市老教授协会颁发的科教工作优秀奖。2016年又获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最后, 我必须强调的是 , 一个受欢迎的专业教师不仅要尽力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将“立德育人”放在首位，要不断地关心学生们的困难和需求，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